古巴华裔将军自述革命生涯：在卡斯特罗身边成长

   　在1868年的古巴独立战争中，旅古华侨做出了重要贡献。古巴人民的评价是：“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逃兵，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叛徒。”在当代，旅古华侨为古巴社会进步与发展同样做出了应有的成就，并且涌现出一批像莫伊塞斯-邵黄(Moises　Sio　Wong)这样的优秀代表人物。那么，邵黄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呢？不久前，邵黄将军接受了《格拉玛报》采访，畅谈了他的人生历程。

    十六岁投身革命

    在刊登在《格拉玛报》上的这篇采访文章中，邵黄说自己感到荣幸的是在三位伟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的身边，成长为一个革命者。

    邵黄现在的头衔是古巴国家储备局局长和古中友好协会主席。他自1992年担任古中友协主席以来，又成了中国驻古使馆的常客和好朋友，中国的使馆官员都亲切地称他为“邵黄将军”。邵黄祖籍广东增城。1895年，父亲邵东南偕妻关氏乘船来到古巴。1938年，邵黄出生在古巴马坦萨斯省的小镇圣彼德罗。

    在小镇上，邵黄一家靠开小杂货店为生。1947年，邵家举家迁到哈瓦那，在那又开了一个“卡博吧”(餐饮店)，兄弟姐妹们都在店里做事。邵黄这时只有10岁，因家境贫穷而没有去学校读书，大姐安赫丽塔教他读书认字。后来邵黄进哈瓦那学院读书时，加入了反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七二六运动”，从此开始参加革命活动。邵黄回忆道，贴标语、撒传单、砸橱窗、扔“莫洛托夫炸弹”(一种将汽油装进玻璃瓶子的自制炸弹)，只要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什么都干。

    去找游击队，老卡发了火

    大约是在1957年的7月，邵黄经组织介绍，先到了古巴东部的巴亚莫镇。在这里，他假冒成某洗衣店老板的侄子，藏匿了4个多月，才和一位“向导”(交通员)接上头。向导答应领邵黄上山，同行的还有另外3名打算投奔游击队的青年。

    邵黄回忆说，上山的路非常难走，他因感冒引起的发烧刚刚退去，身体很虚弱，体重才100磅。他刚走到一个不算高的小山头，就晕倒在地上。向导想丢下邵黄，带领其他几个人上山。邵黄急了，大声说：“你若敢把我丢下，我就写信给菲德尔，他一定会枪毙你！”向导只好借了一头骡子，驮上邵黄继续钻进山里赶路。

    经过一段艰难的攀登，邵黄一行来到一个叫杰林加的地方。就在这里，邵黄第一次见到了卡斯特罗。“菲德尔，这儿来了个中国人。”邵黄事后知道，说话的人叫路易斯-克雷斯波(Luis　Crespo)。“卡斯特罗走过来，但满脸怒气，我始终没有弄明白，他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邵黄回忆说。

　　同行其他人都被劝回家

    在这种气氛下，卡斯特罗开始盘问他们。他打量着眼前的邵黄：上身穿一件在巴亚莫弄到的军服，一双皮靴，一个背包。其他人都是普通人打扮，谁也没有带武器，卡斯特罗很失望。邵黄连忙说，他有一名在战斗中失散的革命者写的介绍信，这位革命者因为有病而躲藏在哈瓦那。

    卡斯特罗看完信，火气更大：“那个家伙肯定在冒充英雄……怕死的胆小鬼，他还有脸往山上送人……这里又不是什么大使馆，怎么可以随便来这里避难！”卡斯特罗接着又吩咐克雷斯波：“先把他们关起来，可以给饭吃，但只给白米饭！”一个声音高喊着：“如果他们想逃跑，就朝他们的腿上开枪！”邵黄后来知道，说话的是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

    邵黄他们几个都惊呆了。邵黄回忆说，他原以为山上的同志们会伸开双臂欢迎他们。

    第二天，卡斯特罗又来了，他向邵黄他们表示道歉。他解释说：“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没有武器，没有食物，衣服、皮靴都没有……如果你们愿意，你们从哪个村来还回哪个村去。”邵黄连忙说：“我家在哈瓦那，我愿意留下来。”就这样，邵黄留了下来，其他几个人都回了家。

    执行“十万火急”的任务

    邵黄留下后被编在胡立奥?马丁内斯医生的小组里。邵黄说，胡立奥医生是个很正直的人，意志也很坚定，即使大冬天他也坚持每天早晨6点起床，并到拉普拉塔河里洗澡。有一次行军时，胡立奥提出要邵黄替他背东西。邵黄说，背包里的药品可以替他背，其他个人用品恕不从命。邵黄早知道，胡立奥的背包里有两本整形外科方面的书，都是大部头，沉得很。这件事后不久，邵黄向卡斯特罗提出调换工作，但他并没说胡立奥的坏话。

    1957年12月25日，邵黄被安排在克雷森西奥属下，但只干了一个月就被调到卡斯特罗的司令部里，任务是帮助安装“起义电台”。他还被卡斯特罗派往哈瓦那执行一项“十万火急”的任务——转移两位同志上山，其中邵黄熟悉的一位叫丰坦的是青年突击队队长。不幸的是，邵黄还没有下山，已经传来丰坦被杀的消息。邵黄火速赶往哈瓦那，传达卡斯特罗的命令，要另一位处境危险的同志上山。但那位同志以“不能扔下同志们不管”为由不肯上山。邵黄回到山上一周后，那位同志也被敌人杀害。

    “你连分发一小撮糖的权力都没有！”

    不久，卡斯特罗任命邵黄掌管马埃斯特腊山战略物资储备。邵黄回忆说，他的任务是保管10袋砂糖(约有150公斤)、5箱炼乳罐头、5箱“盾牌”听装小香肠(每听6根)。这些家当全部藏在拉普拉塔山的一个山洞里。

    邵黄刚上任就遇到一件倒霉事。一天，卡斯特罗有事下山外出，一去就是一个星期。恰在这几天里，劳尔和阿尔梅达等统领的游击小分队从这里经过。他们一个个饥肠辘辘的样子，一见邵黄就要吃的。邵黄不加考虑地将4袋砂糖分给了他们。

    一个星期后，卡斯特罗回来了，一见邵黄就问：“咱们的储备怎么样了？”

    “报告总司令，砂糖还剩6袋。”邵黄说。

    “怎么只剩6袋？”卡斯特罗大发雷霆，不听邵黄解释，“好你个中国人，我只让你保管，没让你分发，你连分发一小撮糖的权力都没有！”发完火的卡斯特罗一声不吭。邵黄心想，完了，司令肯定要撤我的职。

    一天，女游击队员塞丽亚口头向邵黄传达了卡斯特罗的处罚决定：“邵黄把管理储备的事交给奥特罗，以后专管分肉。”对这个处分，邵黄心服口服，但为啥还要他管分肉，始终不明白。

    格瓦拉“抢了”老卡的肉干

    1958年游击队发起反攻时，由于人员的变动，邵黄曾是切?格瓦拉率领的纵队中的一员，并跟随切参加了进军西部的战役。不过，最令邵黄难忘的却是第一次见到切的情形。

    邵黄回忆说，很长时间以来，卡斯特罗的背包里有一块乌拉圭肉干。有一天，卡斯特罗取出来交给厨师，要他帮着泡开，还说晚一点再来吃，一定要保存好。晚上10点，切来了。4个小时后，卡斯特罗也来了，很饿的样子，一来就问厨师他的肉干弄好没有，并在厨房里到处乱翻。

    “喂，菲德尔，”是切的声音，“你找的那块肉不知道是不是瘦子雷内给我的那一块，如果是，你别再找了，我把它吃完了。”

    卡斯特罗哭笑不得，大声说：“好你个切，好歹你也给我留一点！”

    被任命为国家储备局局长

    1959年1月古巴革命胜利后，邵黄被晋升为中尉，参加过组建武装警察、在首都执勤巡逻、驻军松树岛等工作。1965年被任命为武装力量部助理后，在卡斯特罗的弟弟部长劳尔的手下工作了7年多。1973年，邵黄被授予少将军衔(General　de　Brigada)。

    邵黄说，在劳尔身边工作的这些年，对他来说受益匪浅，是他成长为一个革命者的非常重要的时期。劳尔朴实无华、平易近人，军人家属和普通百姓都喜欢找他解决问题。“他至今在处理国家大事时，仍保持着爱心加柔情的心态。”

    1985年底的一天，劳尔把邵黄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通知他被任命为国家储备局局长。听到任命的那一刻，邵黄立刻回忆起当年卡斯特罗要他负责物资储备的情形。邵黄对劳尔说：“请你转告总司令，对新的任命，如果我干的不好，无能，他可以撤我的职。但我绝对不会再滥用职权乱发东西！”

    土豆和香蕉都是战略物资

    20世纪60年代，古巴的许多物资都靠苏联提供，政府的物资储备意识逐渐谈薄。后来，随着形势变化，政府和军队都采取了储备物资的措施，以备不时之需。古巴是个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石油、食品等大部分物资依赖进口。邵黄说，为保障工农业生产(如榨糖)用油，燃料要储备；为保障基本食品供应，粮食和药品要储备；为国防建设、减灾救灾、医疗卫生，教育等，什么物资都要有所储备。国家储备局创建于1981年，隶属于国家技术物资供应委员会。但一连几年，储备物资却寥寥无几。1985年底，二者脱钩，国家储备局直属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领导。

    笔者和邵黄也很熟，他曾多次陪同我使馆工作人员到外地访问。有一次他对我说，在古巴，连土豆和香蕉都是战略物资，只有缺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储备的意义。

    苏联解体后，古巴进入了“特殊时期”(1990年8月至今)。邵黄说，许多官员在“特殊时期”前不赞成搞储备：“我们现在连饭都吃不饱，还搞什么储备？”邵黄感慨地说：“我们被迫进入特殊时期，这说明我们浪费了很多资源，如果我们不大手大脚，也许会有多一点的储备。由此可看出物资储备的战略意义。”

    邵黄说，现在储备工作已步入正轨，但仍有很多事要做。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会珍惜国家储备局长这个职位，努力工作。虽然官做大了，但他永远不会忘记卡斯特罗对他说过的那句话：“你连分发一小撮糖的权力都没有！”(中国青年报-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