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到南方某省采访，与几位民营企业家座谈，说起经济形势，大家普遍认为“转暖”、“市场上行”、“4万亿有效果”；谈及自家状况，却纷纷大倒苦水。

一位老板说：“项目难找。”他原先做出口代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需锐减，出口被迫暂停，决定改行做实业，可几个月下来，竟找不到合适项目：“国 家大规模投资道路、交通、城市建设，新项目一个接一个，我也想参与，可是因为‘身份问题’，都被拒之门外，哪还有我的投资空间？！”

另一位老板说：“融资无门。”他搞蔬菜加工，生产脱水蔬菜出口欧洲、日本。近来市场回暖，需求大增，可流动资金短缺，增加产能有难度；向银行贷款，要付给担保公司3%的担保费，还需要抵押，由于企业本身已有贷款，“该抵押的已经抵押了，再去申请，银行理都不理。”

扩内需，保增长，中央定下4万亿元大单，随后，各地陆续提出18万亿元的庞大投资盘子。实现这一计划，要靠政府投资，更要靠社会资本响应。为了拉动民间投资，有的地方出台了一些新政，比如，放宽准入大门，允许民间资本进军能源、交通等行业和领域。

这些政策产生了积极效果，但“政府投资热、民间投资冷”的局面并未改观。今年上半年，四川等一些省市民间投资占社会投资的比例尚不及去年同期水平；广东1—8月民营经济投资仅增长4.7%，远低于国有经济62.9%的投资增速。

民间投资不旺，原因很多。仅在温州，估计民间资本就逾8000亿元。大量的民间资金难以盘活，一方面是因为政策门槛仍在，民营资本多局限在竞争激烈、利润不高的生产加工、商贸流通等领域，主动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民间资本分散，不成规模，融资成本高，难从银行贷到充足的款项，做不成“大事”。就全国看，国家鼓励民间投资，需要有一套切实、具体、可行的措施，放开、放宽、激活民间资金依然“路漫漫”。

拉动民间投资，需要继续为其“开绿灯”、“降成本”。一是通过体制改革，降低投资门槛，进一步开放电信、金融、石油、铁路等垄断性较高的领域，给民间资本更大的舞台。二是改革民间投资的投融资方式，减小融资难度。对重大基础建设项目，政府可以采用财政贴息或建立风险补偿基金、允许民营资本控股等方式，提高投资的安全感和吸引力。比如，前些年浙江宁波兴建杭州湾跨海大桥，需118亿元资金，市政府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吸收了17家民企参与，占整个投资的50.26%，实现了控股。大桥很快建成，缩短了地理距离，促进了经济发展。

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互为补充，在4万亿计划的不断充实和完善中，加大民间投资比例，不仅是保增长的需要，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民间资本从来不乏投资冲动，惟所期盼的是与国有资本拥有同等地位。只有越来越丰富的民间资本能够自主、自愿、平等地投入到经济社会建设上来，我们的发展才会走上长期向好的良性轨道。（杜海涛 原题：让民营老板做点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