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需要标本兼治、短长结合。短期问题要靠需求拉动，长期问题还是要靠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现在的态势是，包括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增加需求的短期政策力度已足够大，并且看到了效果，今年8%以上的增长率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必须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长期问题的解 决上，关键就是要从过去靠投资和出口支撑的增长模式，转到靠效率提高、靠技术进步支撑的增长模式上来。

从各地的情况来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哪个地区、哪个产业、哪个企业前几年在升级、转型方面做得好，这次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就小，甚至是逆势上升。所以，现在应该把主要的注意力转向加快创新，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和整个增长模式的转型。

创新牵涉到的问题很多，有两个问题希望社会各界，特别是政府领导注意：

第一件事，要发挥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关键性作用。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小企业更是主体中的主体。从生产来说，规模经济仍然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特别像高技术产业。高技术产业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它的边际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你增加一个产品，几乎是不需要成本的，所以它的规模意义非常重大。但技术创新可不是这样，规模往往是不经济的。西方国家的技术创新主要是来自小企业，我国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国家统计局和工商联前几年有一个调查，70%以上的技术创新都是来自中小企业。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原因有两条：一条就是发明人希望实现自己的目标。大企业为保持整个企业的步调统一，一定要有很严格的规章制度，这样就束缚了创新人员。另外一个问题，企业规模越大，创新人员得到的回报就会打折扣，这叫做利益关系的疏远化。

所以，我们要推动创新，一定要帮助我们的小企业，让他们能够上来。当然有争论说，你给小企业特殊政策，是不是违反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的要求呢？这不对。因为小企业它有一个外部正效应，就是它使得整个市场能够活跃起来。

第二件事，就是各级政府如何在技术创新、提高效率上正确地发挥作用。除了加强扶持力度，还要讲究方法。

首先，政府应该去解决增长模式转变的制度性障碍。简单地说，所谓的制度性障碍就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问题，从正面说就是建立一个尊重规则和法治的市场环境。

其次，政府的扶持方式需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据我观察，我们有些不该为的为了，有些该为的没有为。比如设立行政许可、设立市场准入，好像不应该“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凡是没有法律明文禁止的，就可以干，这叫“非禁即入”。

第三，不能指定技术路线和产品路线。这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比如，在发展高清晰电视方面，日本通产省认定发展模拟信号模式，结果被美国的数字信号模式超越，落后整整一个时代。我们有本事说看准了什么就是什么吗？不一定。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