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警战士在捐赠的东风二甲导弹旁值勤。新华社记者 杨寿德 摄

    一大批航天科研工作者为共和国在今天能够站在航天大国的位置，奉献了全部的才华、青春甚至生命。尤其是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众多科学家，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周总理让我搞导弹



    钱学森（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原七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1955年秋末冬初，我回到祖国不久，在科学院工作。科学院领导说：“你刚回来先去看看中国的工业吧，中国工业最好的是东北。”我说东北我还没去过，就这样到东北去学习。后来转来转去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安排我跟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陈赓大将见面。


    陈赓接见了我，还吃了顿晚饭。陈赓问我：“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我说：“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大将说：“好！”事后人家告诉我：陈赓那天上午从北京赶到哈尔滨就是为了晚上接见我，我听了很感动。


    后来，他也是很积极，有一次叶帅在家请我们吃饭，我爱人也去了，陈赓也在。吃完饭，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们说找总理去，总理就在三座门跳舞。我们跑到那儿，等一场舞下来，总理走过来，叶帅、陈赓他们与总理谈话。后来大概就谈定了，总理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写个意见——怎么组织一个研究机构？后来我写了一个意见，又在西花厅开了一次会，决定搞导弹了。那天开完会，在总理那儿吃了一顿午饭，桌上有蒸鸡蛋，碗放在总理那边，总理还特意盛了一勺给我。


    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基础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


    我们的科技人员爱国是一贯的，是有光荣传统的。聂老总有句评语说：“中国科学家不笨！”的确如此。我还要说，中国的科学家聪明得很！而且中国科技人员都是拼命干的，外国人少有像中国人这样拼命干的。


    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决定也很简单：中央专委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中央专委的同志拿去，把领导找来，命令一宣读，那就得照办啊！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没这套怎么行呢？千军万马的事，原子弹要爆炸，导弹要发射了，到时候大家不齐心怎么行呢？当然，现在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一系列体制改革，什么都用指令是不行的，但可以搞合同嘛！那也是合同说到的就要做到的呀。


    曾经一段时间有那么一些误解，认为搞“两弹”是个错误，花那么多钱，没有用来发展生产。这还不是个别人的意见。我总是解释说：“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搞‘两弹’花钱比外国少，因为有党的领导，具体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在领导我们。再就是中国科技人员的优秀品质，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损失最小，花费最少。”


    当然，也不能说我们没有错误，也不是说一点冤枉钱都没花。中国的工业、科技那样落后，我还算是在国外接触了一点火箭、导弹的，但是一知半解。所以说不是没有犯错误，不能说一点钱没浪费，这是学费。但是总的看要比国外好得多，原因就是上面讲的两个方面。我还说：“你说不该搞，那好；如果不搞，没有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那中国是什么地位？你要搞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因为没有那样的和平环境。”

     回忆“第五研究院”的仿制工作

    梁守槃（曾任中国海防导弹武器系统首任总设计师、航空航天部总工程师，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一百多项重大工业的建设，都是以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为基础的。因此，很多人认为：中国人技术水平低，不可能独立起步进行工业建设。


    一种意见认为：过去各项工业建设都是由苏联帮助建设的。导弹技术在国际上又是新兴项目，国内的技术人员除钱学森外，都没有看见过导弹。勉强上马，必然造成浪费，不如暂停。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任何新的技术产品，都是由“没有人看见过”的状态开始的。例如德国的V-2导弹，在开始研制时，它的总设计师布劳恩也一定没看见过实物，而只是提成论证报告，经批准后进行工作。他从1936年开始，六年后初次发射成功。我国虽然技术落后，但中国技术人员在1956年的水平，不会比德国人二十年前的水平差。而且已经知道，V-2导弹是可以制成的，不是科技人员的空想，只要下定决心，共同努力，我们也一定可以成功。


    以上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同时国外报刊杂志，也发出消息说，美国人已获得了德国V-2导弹的技术资料和科技人员，仿制成功，并制成了新的“红石”和“潘兴”导弹。

    聂荣臻元帅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后，向党中央提出了建立五院的三条原则：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经毛主席批准，明确了五院的工作方向，在1956年10月8日正式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7年夏，苏联政府又照会中国政府，愿意提供几种导弹的全部技术资料，并派遣专家来华协助仿制工作。


    聂帅对此特别指示说：“有了苏联图纸和技术资料，可以加速导弹事业的发展，但我们不要忘记‘自力更生’。在仿制每一类型导弹（弹道、防空、海防）时，要吃透它的设计理论。仿制成功后立即开展自行设计战术指标更高的同类国产导弹。”

    1960年夏，赫鲁晓夫突然撕毁对中国的贸易合同，撤回来华专家。有关专家在临走前，也不再答复各种技术问题。导弹仿制的收尾工作，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五院的技术人员，团结努力，共同讨论，解决了各种问题。


    由这一段历史来看，可见中央批准的五院建院三原则是完全必要的。而在争取到了外援之后，如果放弃了自力更生的原则，满足于“不断仿制”，不按照科学理论来吃透苏联产品的设计精神，则一切都要被外国人牵着鼻子走，在苏联撤回专家时就要迷失方向。在自行设计新产品时，如果不考虑资本主义国家已有成果，则一切新的设计思想和理论分析也将难以发扬，自主创新也无法落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