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一怒安天下

　　我们在香港回归的中英谈判中遇到了一个大一点的问题，就是在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权利，当时首先就提出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里。一个国家的国防、外交大权，这是主权很重要的方面。那么，既然国防、外交由我们中央掌握，我们就有权驻军。英方又百般抗拒，说不要驻军。驻军了以后，香港老百姓就吓坏了，都要移民了。我说:哪里有这样的事？你们能驻军，我们为什么不能驻军？他说:我们不一样啊！英国离香港十万八千里，万一有什么事我们来不了。可你们就在旁边啊，你们不需要在香港驻军，你们在广州、深圳有军队就行了。因为中国近，所以不需要驻军。英国远，所以要驻军。这又是一个荒唐的逻辑。英方还说:万一发生香港受到外国侵略的事情，得事先征求港府的意见，特区行政长官的意见。他同意了，立法会同意了，你可以暂时来一下，没有任务了就马上回去。这又是一个涉及主权问题的重大的争论。在谈判中，我代表中方明确地讲；这个问题已经谈了多次，你们反对驻军毫无道理。中央负责香港的防务，必须在香港驻军。驻军是主权的体现，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管英方赞成与否，中国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而且驻军对香港的繁荣稳定有利无弊，希望英方采取合作的态度，不要再无理取闹了。对此，小平同志的态度也是十分坚定的。早在1984年4月，他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时，就在关于驻军问题的一条下亲批:“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我们在会场上跟英方斗争的时候，当中出了一个纰漏。大概是1983年5月份，香港一些大的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这些女孩子很难缠，有的还是奉命来摸底的。当时有些记者钻到各种会场上，包括人大全体会议上，找我们这个领导，那个领导。有的领导没有参加香港问题的谈判，情况不太熟悉。人大开会的时候，有个记者就找上我们的一位领导，他不太了解情况。记者问: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这位领导不经意地回答说:也可以不驻军吧！大概是这个意思的话。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某领导人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正好那时候小平同志接见香港代表团。谈话之前，可以允许记者进来在拉着的绳子后面照相，然后退场。那天会前已经把这个事报告给小平，小平同志很生气。记者在退场的时候，要出门了，小平说:哎！你们回来！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某某，某某讲这个……是胡说八道。你们给我辟个谣。胡说八道！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利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小平同志震怒了。第二天清早我一上班，伊文思大使就来电话了，说奉政府之命紧急约见。我想:是不是跟这个事有关呢？他到了外交部，果然是这个事情。伊文思当时说话很紧张，像唐朝的韩愈讲的，有点“口将言而嗫嚅”，有些心虚。因为小平同志生气了，他奉政府之命来谈这个事。伊文思说，听说昨天邓主任在人民大会堂说Mr x和Mr y胡说八道，英方很关注。伊文思不敢讲出具体人的名字。他说:邓主任的讲话在香港各界引起极大的震动。港英当局还是很怕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中国政府慎重考虑，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驻军。我说:你们关注什么，谈判谈了很久不就是为了这个问题嘛！我说:你不要再讲了，我们讲了多次，这是恢复行使主权。国防要中央管，就必须在香港驻军。邓主任已经发了脾气，你还讲什么！他说:我是奉政府之命来表示这个态度。我说:你回去就说中国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没有谈判的余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不敢再提了，把我们说的话真实地传回去了。这又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我后来讲，这叫做“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此话是两千多年前孟夫子讲过的。后来小平同志又讲了:“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是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英国人开始动作

　　

     周南和卫弈信在北京就香港形势和面临问题交换意见（1990年）

　　香港、澳门问题都谈完了，1990年《基本法》起草也结束了，也颁布了，后过渡期也就开始了。在开始的一个阶段，中英合作应该说基本还是好的，虽然也有摩擦的时候。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从90年代初特别是1992年开始，中英关系发生了特别明显的变化。英国在香港问题上从合作为主变成对抗为主。什么原因？1992年不就是彭定康上任大搞对抗嘛！其实这个问题不自彭定康开始，也不只是彭定康个人的原因。彭定康对香港的态度从根本上讲是英国政策改变的问题，就是英国错误估计了中国的形势。这无非是两个事件，一个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一个是发生了“八九政治风波”。这两个事件一发生，英国统治阶级认为好机会来了。他们认为中国也要步苏联的后尘，步东欧的后尘，要垮台。我看了他们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内部文件，上面公开地讲，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现行政府能否维持到1997年，是很成问题的，就是说不行了，因此英国的对华政策（包括香港）应有高度的“灵活性”。这个高度灵活性是外交语言，说明了就是要改变原来的协议。他们认为，英国同中国达成的香港问题协议，英国吃亏了。现在机会来了。舆论、议会也鼓噪说在中英《联合声明》的问题上，我们“上当了”，英国外交部的官员、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太软了，“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的容忍限度”，“犯有遇事从中国角度看问题的过分倾向”，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出卖了香港。”有的鼓噪应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要“同中国人对着干”，还有的直截了当地主张修改甚至废除中英《联合声明》。

　　对待英国软不得

　　应该如何应对英国提出的挑战呢？当时有人提出各让一步的主张。这次又是在关键的时刻，小平同志讲话了。1993年10月，在彭定康已抛出他的“三违反”方案之后，来北京访问之前，小平同志做了重要指示。

　　小平同志语气很严厉，他说:香港的情况我很清楚，“香港问题就是一句话，对英国人一点也软不得。”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讲:“对他们背信弃义的做法，必须坚决顶住，决不能让步。要质问他们，中英协议还算不算数？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们就要另起炉灶。”“另起炉灶”这是小平讲的。小平同志还讲了更重要的一句话:“我在1982年见撒切尔夫人时提到必要时在另外的时问、采取另外的方式收回香港的讲话，今天仍然有效。”小平还加了一句:“另外的方式，就不是和平的方式了。”他又说:“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包括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接着，在会见一些香港知名人士时，他又敏锐地指出:“这仍然是个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他说:“英国人最近要从政治入手，搞‘政治民主化’来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97后英国仍然要管理香港。”“这种讹诈的方式和主张，是吓不倒中国人的。中国人在主权问题上不会放过一分一毫，更不用说一寸。”他还指出:“在香港问题上，我们已经让得够多了，不能够再让了。愈让愈复杂，要引起动乱。”这些话是1992年下半年讲的。由于小平同志讲了话，所以彭定康在其方案公布后到北京碰了一鼻子灰，接见他的中方官员也都相应地对他做了严厉的批评。从此就展开了中英双方的全面论战。

　　后来，撒切尔夫人在吉隆坡召开了英联邦首脑会议，号召英联邦各国干预香港事务。 （摘自《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周南口述；宗道一编著　齐鲁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