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与新任港督卫弈信在北京商谈香港立法机构选举问题并达成共识（1989年）

　　我是1981年11月回到北京的，休息了几个月。1982年年初，吴学谦接替黄华出任外长。他找到我，让我帮他起草一份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方面的文件。这样我就到了办公厅，负责起草的事。我名义是外交部大使，暂时成了办公厅“行走”。文件是我找了新闻司几个会写东西的同志，又找宦乡等一起讨论，自己动手改了几遍，部党委讨论了几遍，主要还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思想来写的。小平不是讲“和平和发展”是主流嘛！毛主席不是讲“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一触即发”，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嘛！那个时候，大家估计，世界大战一时还打不起来。通过外交工作，有可能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于是，我们建议外交政策做一些调整。既不倒向苏联，也不倒向美国，不再搞“一条线”了。不同任何大国或集团结盟，而是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总方针。我们是最大的不结盟国家，遇到重大国际问题时，要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和我们国家的利害来考虑中国的态度。

　　争取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搞好。除了政治外交，同时还要注意经济外交。这些都提出来了。当时的国务院领导表示赞许，很快就批了。

　　这个任务结束了以后，到了1982年，我当部长助理了，1984年9月又担任副部长。首先我分管地区司西欧司，再是一些业务司，如研究室、教育司和翻译室等，还有港澳办。后来港澳问题出现了，又成立了一个港澳事务办公室，实际上，除了日常的西欧各国的外交业务以外，重头的任务就是香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