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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一怒安天下:对英国人软不得

发布时间:2009-11-02  来源:人民网   【字体:放大 缩小 默认


   剑气箫心两未残

  

周南、黄过夫妇在纽约

  我去联合国的时候是1971年,就是说我去的时候,还是“文革”的后半段,还没完。林彪虽然垮台了,但是“四人帮”还在台上。因此,外交部也好,代表团也好,派系斗争并没有停止,有时还很激烈。“老爷”派的人相互之间有矛盾,“老爷”派跟“小姐”派之间有矛盾。(“老爷”,指乔冠华;“小姐”,指王海容、唐闻生)两边都想拉我参加,去整对方。鄙人不感兴趣,下定决心“不参加”。所以除了开会之外我就关起门来,一个人在房间读书。我经常到旧书店,一美元能买好几本简装书、旧的小说英文小说等,我买了好多。另外,如果有空,我就去看看博物馆,逛逛公园散散步,晚上回到家里看电视,有一个13台,放的尽是外国名著改编的电影。我就这样消遣,尽量躲开外界的干扰。那次回国之前,有一个派别的小头头和我谈话。他在那颠来倒去的,一会儿这派,一会儿那派。我就说:大家都是自己同志,不应该搞这些玩意,还是“和为贵”吧。我当时没想这是孔夫子讲的话。我听黄华讲过,毛主席好像有一次还在延安讲过要“和为贵”。

  在北京“批林批孔”动员会开过之后,部里就开会组织与会者分组讨论。1974年,批判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江青说意大利电影《中国》是反华的片子,其实并不是反华的,是纪实的。驻意大利大使沈平开会那天,“哗”地一下站起来,连连检讨说: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不该推荐《中国》这部片子。开会当中有人捅我,说:你不也讲过“和为贵”吗?实际上等于在逼我检讨,那我就不得不检讨了。但检讨完就算了,我还是继续“不参与”。当时我见到何英,跟何英说:“有精力要用在对外斗争上,对于人民内部的事,我的方针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也不犯人。’这个‘人’讲的是自己的同志。”他听了哈哈大笑,说这是周南哲学,还四处给我宣传。

  1976年我又回国一次,正赶上天安门悼念周总理。部里各单位都通知不许去。我跟爱人黄过,还有我的大女儿戴上头巾悄悄地去转了两圈。一看当时那种情景,我就说:看来民心不可侮啊!后来小平同志下台了,又要批邓了。我回去后,章曙问我天安门和批邓的情况。章曙就是章启月的爸爸,他那时在联合国工作。我跟他说:现在这个斗争太复杂了,咱们还是超脱一点好,不要积极。所以后来批邓,我们在纽约,又不上街,读读文件,跟着文件说几句就完了。到了1976年,国内来了消息,说华国锋担任最高领导职务了。那时黄镇在纽约,乔冠华、黄华也都在那里。虽然没讲到“四人帮”,可是我们已经意识到“四人帮”有问题了。所以三个人要联名发个电报给中央,黄镇、乔冠华、黄华表示坚决支持、拥护中央,要我给他们起草,发回国内来了。后来,黄华当了外长,乔冠华则挨了批。据说,最后他一定程度上卷进了上层的争斗,但是具体什么样的情节我不清楚。无论如何,从他一生来讲,恐怕还是功大于过的,人无完人嘛!要讲起来,包括毛主席在内,哪一个没有过呀!小平同志很坦率,他跟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毛主席犯的过错我们都有份,我本人也有份。

(作者:周南口述 宗道一编著  责任编辑: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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