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准备永远不能再回这个家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知道陈小鲁这个名字的。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他是红卫兵的代表人物。他以北京八中红卫兵的名义，发布过“解散民主党派”的通令。他组织的西城区纠察队，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反动组织”。可直到40多年后，我第一次和他面对面，才知道他从来没有参加过红卫兵。

　　不过这一点不妨碍他响应毛主席号召，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而他内心的矛盾和迷惘，却随着“革命”的深入，一天天强烈起来。社会上一片无序，一批又一批老干部被打倒，伴着残酷的批斗，这里有许多他熟悉的叔叔伯伯，许多老干部的孩子被送去坐牢，就连陈赓大将才上小学六年级的小儿子都不能逃脱。到了1967年2月，发生了包括陈毅在内的老帅们，在怀仁堂的一次会议上批评“文革”中一些现象和中央文革某些成员的事件，不久被定性为“二月逆流”。陈小鲁淡出运动了，带上军用地图，骑着自行车，和好朋友在北京郊区游玩。他改了名字叫陈卫东，到北京的718厂去劳动。

　　关于他的种种流言，却没有随着他的淡出而止息，反而愈传愈烈愈传愈广。中央文革也想抓他，找了人秘密搜集他的黑材料，希望从中找出整陈毅的证据，不过没有找到。这时周恩来总理出面了，把他安排到沈阳军区所属的一个部队农场去劳动锻炼。

　　1968年4月14日的晚上，周总理把他叫到西花厅。周总理对他说：“这样对你和你父亲都有好处。希望你表现好一些，干好了，可以入伍。否则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总理告诉他：不要把自己的去向告诉任何人，到了部队也不要写信。这是一条纪律。

　　陈小鲁回到家里，简单转述了周总理的话，母亲和妹妹哭了。父亲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对他说：“前几天总理就和我谈了，我是同意组织上对你的安排的。”陈小鲁愿意接受这种安排，可他坚信自己无辜。他给自己八中的同学、李富春的外孙李勇写了一个条，请妹妹转交。条上写的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相信党中央相信群众这样几句简短的话。纸条上是他信奉一生的格言。

　　第二天一早，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来接他走。母亲又掉泪了。父亲对他说：“我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错误，可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我的问题就看中央了。不论打倒不打倒，你都要准备永远不能再回这个家，永远见不到我们。”身处于政治的旋涡之中，大家都无法预知彼此的命运，虽是生离，犹如诀别。

　　■两年花了16元钱

　　部队生活，对在城市长大、从校园里走出的陈小鲁，真正是锻炼。这个部队农场是个水稻生产基地，方圆30里内没有人烟。这里的水，因为含有过多的碱，味道是苦涩的，人喝的也是这种水。平时连队的伙食，最好的菜就是海蛎子炒鸡蛋。陈小鲁和战士吃一样的饭菜，一样出操、训练、下田、做班务，干得比一些老战士还努力。他常常累得晚上上床后，翻身都困难。一次挖地时，一位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事走过来，关心地问他：“怎么样啊？”他说：“还行。”老干事一眼看见了他握的锹把上有血，就问：“你的手是不是打泡了？”他急忙掩饰：“没有。”“你把手给我看看。”陈小鲁伸出没有打泡的左手。老干事一把抓过他的右手，手掌上满是血泡！

　　数年后，陈小鲁到伦敦的中国驻英使馆武官处当武官。扫院子、买菜……什么杂事他都干，甚至使馆的下水道堵塞了，他挽起袖子就去掏。连队生活锤炼了他，使他在以后的人生里，可以吃得了任何的苦，做任何卑微琐碎的“凡人小事”———这些是后话了。

　　转眼陈小鲁来到部队已近两年。连指导员每个星期要给上级写一份关于陈小鲁的情况汇报。两年他都被评为五好战士。可他仍然不在编制。部队既没有他的津贴费，也没有他的口粮。刚到时发的一套军装，早就穿破了，他自己补了一次又一次。离家时他带了100元钱，两年来用了16元，花在买牙膏肥皂上。连里把这种情况向团里做了反映，团政治部主任找陈小鲁专门谈了一次话：“这是我们工作做得不细，我们没想到这样的事情。粮，连里不缺，可津贴费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我们决定从团里补助你200块钱。”他又发现陈小鲁的军装已是补丁摞补丁，又给陈小鲁发了一套新军装。

　　1970年3月8日，陈小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被正式批准入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