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陈云在中南海勤政殿。来源：南方日报

    初秋,阳光清雅,广州沙面大街,历史韵味盎然。广东省外事办公室一幢宿舍楼坐落于此。

    拉开略带年月的大门,一位93岁老人恬淡微笑,安然坐于客厅中央,他手拄拐杖,慈眉善目、精神矍铄。

    客厅布置得朴素雅致,一幅字挂于墙上,甚为显眼: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陈云同志80岁时将此赠予他。

    老人叫朱劭天,在延安和东北时期曾任陈云秘书。干过革命,当过局长,管过大学,而他离休前的身份是: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93岁,年月洗礼,朱劭天的生活纯粹而淡泊。他对陈云的记忆尤为深刻,交谈中,总不时跳跃出在延安、东北他跟随陈云时的片段。

    陈云出身寒苦,幼年失怙,由舅父抚养。他天资聪颖,勤勉好学,尤好文史。1919年,年方14岁的他迫于生计,背井离乡,前往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

    “他打得一手好算盘呢!噼里啪啦,算得又准又快!那就是在商务印书馆的时候学的。”朱劭天对陈云纯熟的珠算技巧记忆犹新。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任中财委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时,身边还随时准备着算盘,一直不舍丢掉。

    商务印书馆文化韵味甚浓,而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便十分重视的思想文化阵地。

    耳濡目染,陈云增长了见识,参与了五卅运动、商务印书馆工人罢工运动、上海武装起义……逐渐成长为一名工人运动领导者。

    “那段经历(商务印书馆)对他来说是很深刻的,他就在那时候参加了党!”陈云常向身边人提起商务印书馆,说曾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这也成为了他为商务印书馆建立85周年所写的题词内容。

    1935年5月31日,红军长征部队强渡大渡河,陈云于此时接受了一项艰巨而特殊的使命——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重建与共产国际的联络。

    在此阶段,他巧以“旁观者”角度,发表《随军西行见闻录》一文,成为第一个向世界报道红军长征的中国人,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时间早一年余。

    文中,他化名“廉臣”,假借被俘国民党军医之口,详述红军破敌封锁、转战贵州、巧渡金沙江、飞渡大渡河等英勇壮举。以“外人”身份,盛赞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袖,还原国民党口中“赤匪”的真实面貌,叙述详实,笔法生动。精彩之处随处可见,如:

    “这些名闻全国的赤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

    “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他)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到我,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赤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同。”

    转战延安东北　巧用通胀工具,力破国民党经济封锁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云奔赴延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七年之久。

    1944年,陈云调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于此,朱劭天初遇陈云,并结下不解之缘。

    “他这个人脑子非常好,很有威信,调来管经济。我是学经济的,就跟着他干!”朱劭天回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边区实行严密封锁,外援断绝,经济十分困难。

    陈云等废寝忘食,苦思冥想,部署措施,力求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一次,他让我想办法到口岸去提高盐的价格,赚国民党的黄金和法币,边币不如法币‘腿长’啊!”朱劭天就在陈云的“电报遥控”下,“智斗”国民党。

    “我们把国民党盐库的人都收买了,他们没有存货时,我们就把盐价提高,卖出赚钱。市面上的盐多了,我们就降价,老百姓不买他们(国民党)的,他们亏死了!”

    “又好比在1944年,收棉花的时候,我们进口口岸把收购价提高了一倍多来吸引人。”高价招远客,封锁边区的国民党连、排长领着士兵集体“背棉”而来,“有的一晚上背几趟的。我们收了百余万斤,国民党连60万担的计划都完成不了,我的脑子还记得。”

    朱劭天指了指与陈云的合照,会心而笑。

    陈云有句名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朱劭天曾亲耳听到他说。

    “当时情况困难下,出不出票子都成问题。没有书本给你参考的,只能自己想办法。所以,陈云就这么说了。他根据实际情况,开始搞对外贸易了。”朱劭天在陈云身上,学会了这个技巧,并应用到此后工作中,合理安排了钱币的流向,推动了经济。

    在金融市场波动时,陈云运筹帷幄,巧夺时机,“吞吐”黄金、法币；对边区经济中出现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剪刀差扩大等问题,见解独到。

    “他向我解释,战争时期条件特殊,各国都采取通胀手段,这一工具,不可放弃。”

    陈云爱才,亦十分重视对干部的培养。在西北财经办事处,他悉心培养了大批财经干部,要求他们认真学习,精通业务,尤要德才兼备。

    “他常说接触钱财物的机会越多,越要廉洁奉公,同每一元钱作斗争,个人不动用公家一元钱!”

    1945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陈云与彭真、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等人一同乘飞机赴东北。

    “临走时他和我说,让我们这些干部,赶快轻装快马赶过去,指挥大家开辟工作。”

    东北四年,陈云功勋卓著,在战略取向、发动群众实施土地改革、军事斗争等方面做出卓越贡献。

    解放战争后,朱劭天受李富春之托,前往东北展开西满地区财经工作。“我跟陈云学了东西,就用,成立银行,搞税!他的决策都很英明。后来李富春说陈云又让我去他身边,我说好!”朱劭天在东北呆了四年,期间一年,他再次跟随陈云,挥洒智慧。

    新中国经济元勋 坐镇沪上打赢没有硝烟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掌经济。

    “他对这个(经济)很在行!我们每次见面谈论的内容都是什么涨了,什么跌了,人民的生活怎么样了。”陈云离开东北后,朱劭天仍时常与他见面,谈工作。

    建国初期,陈云“紧扼”上海,认为此地是经济恢复的关键。在他看来,在西北管财经是摆“小摊子”,在东北管是开“商店”,如今要办“大公司”。

    当时,上海经济十分困难:生产停滞、国库空虚、物价飞涨……国民党统治的“后遗症”,使上海民不聊生。

    陈云提出“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口号,着力解决“两白一黑”短缺问题——“黑”指的是煤炭,“白”则指粮食和棉花。陈云标本兼治,稳住上海经济,也对稳住全国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第一个大规模经济建设计划“一五”计划亦由陈云主持制订,工作历时5年,数易其稿,倾注了他大量心血。

    大跃进时期,他艰难行进；“文革”遭难,不忘忧国。陈云执意坚守的,是对国家的热爱。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满目疮痍的中国终于“春回大地”。陈云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再“出山”,成为经济调整的决策者、改革开放的倡导者和现代化建设的谋划者。

    陈云着力抓农业与轻工业,调低积累率,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调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消费品丰富起来,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也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创造了宽松的环境。

    与此同时,他起草了《计划与市场问题》,探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关键问题,率先强调了市场的调节作用。在陈云看来,搞经济的终极目标就是改善人民生活,“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无农不稳、无粮则乱”；他还高瞻远瞩地提出要协调建设与资源、环境、人口的关系,保护资源、防治污染……

    其睿智的观点,蕴含着极强的生命力,不仅在当时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而且据程恩富、程言君的研究,这些观点也被认为是今天“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渊源,对当前建设仍有着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1987年至1992年,陈云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鞠躬尽瘁,发挥余热。1995年4月10日,他病逝于北京。依其遗愿,丧事从简。

    据《中南海轶事》记载,陈云临终前,只有不到2万元的稿费,月工资为1336.0元,各项目补贴约250元,月均上交所得税31.05元；按规定,自5月份起,国家便不给他发工资与补贴,但他可领到相当于十个月工资的抚恤金:13360.0元——这是陈云此生全部积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