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说明，公众和舆论的是非判断力已今非昔比，想像传统社会那样，企图通过垄断信息或者通过有选择地发布信息的手段操控舆论，已经不太可能了。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使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上海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20日给“10·14”事件的这个定性，被当事人孙中界和舆论强烈质疑。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新的调查报告说，“这个调查简单草率，结论与事实不符，误导公众和舆论”。

　那么，公众和舆论被“误导”了吗？现在“误导公众和舆论”有那么容易吗？

　事实上，根本没人相信“取证手段并无不当”有任何可信之处，可信的只是它的欺骗性，只是它对政府形象的小丑般的恶搞。要说公众和舆论被这样的调查报告“误导”了，那是对公众和舆论基本道德感和判断力视而不见。

　如果说“取证手段并无不当”的结论“误导公众和舆论”，这反而有可能“误导公众和舆论”。其实，再调查后的准确表述应该是此前的结论“企图误导公众和舆论”。但人家并没有用关键的“企图”二字，因为加上这两个字，就等于把炮制虚假报告的执法局的主观恶意揭开了，也就等于一点面子都不留了。看来，不用“企图”这两个字不是疏忽，而是刻意为之：只描述结果，回避愚弄公众和舆论的动机，尽力淡化这个虚假报告的恶劣性质，以减轻公众和舆论的道德讨伐力度。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对公众和舆论的一次真正的“误导”：表面上的严肃，可能深藏着对“自家孩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怜悯之心。不知这是否为以后减轻责任埋下了伏笔：比如“调查简单草率”的说法，可以解释为公众和舆论逼得太急，因此调查取证太仓促，导致“结论与事实不符”，并没有欺骗公众和舆论的故意等等。但愿不是这样。

　事实上，像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那样，以虚假调查报告这种小聪明“误导公众和舆论”，难度已经越来越大了。为什么呢？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民智渐开，公众和舆论的是非判断力已今非昔比，想像传统社会那样，企图通过垄断信息或者通过有选择地发布信息的手段操控舆论，已经不太可能了。不正视这一点，就是在社会的巨大进步面前神经麻木。

　通过这次事件，我们的公共事务管理者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公众和舆论面前的任何小动作，都可能失去公众和舆论的信任，最终离民众越来越远。对此如果没有一点自省，手中的权力很可能就会成为没有任何禁忌的极端权力，这样的权力将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眼里只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哪怕你把十根手指都剁掉，又“关我什么事”？

　欺骗舆论比“钓鱼执法”更恶劣。对“钓鱼执法”要严肃处理，要认识反思；对炮制虚假报告欺骗舆论的行径更要严肃处理，更要认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