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米特洛夫随后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全力支持毛泽东同志为党的领导人，他是一位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
1936年12月初，中共中央决定将政治局委员王稼祥送到苏联去，彻底治疗他的伤病。到达莫斯科后，王稼祥一边治病，一边肩负着党的重任，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汇报了中国共产党的目前状况，介绍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1938年8月，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关于确认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回到了延安。在落实共产国际这一指示、向毛泽东移交最高权力的过程中，原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体现了一位真正的革命家的高尚胸怀。
季米特洛夫表示，全力支持毛泽东
在苏联期间，斯大林接见了王稼祥。王稼祥简要地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策方针，还说：“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已经为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很有成效的，我们全党、全军和全体爱国人民，都支持并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斯大林听完作了结论：“共产党人不必担心在民族斗争的浪潮中会被淹没掉，而应该积极参加和领导这场斗争，在伟大的斗争洪流中，显示自己的力量和作用。这就是我的看法。”
当时王稼祥还问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有什么意见，季米特洛夫说：“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很正确，大家应该很好地领会和贯彻。”
随后，他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全力支持毛泽东同志为党的领导人，他是一位在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
季米特洛夫说完这段话，又马上补充一句：“也应该告诉王明同志，不要再争吵了！”他接着说：“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依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
最后，季米特洛夫又说，他今天说的这些话，责成王稼祥回国以后向中国领导转达。
王稼祥说：“感谢国际执委会和您的信任，我一定牢记您的指示，保证负责传达。”
1938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
王稼祥一到延安，毛泽东就找他作了长谈，关切地询问了他的身体状况，在苏联以及回国路上的情况。王稼祥一一作了回答，首先将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以及由苏联带回的武器物资清单当面交给了毛泽东，然后郑重地将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作出的口头指示，作了认真的传达和必要的说明。毛泽东与其他领导同志商定，由王稼祥在中央的会议上，正式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第一天，先由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这些意见极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
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后来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在9月24日的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共讲了五个问题。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指示对中共政治路线的估计是“恰当的和必要的”，“这种成绩是中央诸同志和全党努力获得的”。他认为，共产国际指示的要点，“最主要的是党内团结”。他在讲话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指出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军事意义上讲是相持阶段。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以团结全国力量，准备反攻。
毛泽东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这是1926年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共包括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15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统一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1月5日、6日两天，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他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他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对于王明本人，毛泽东采取温和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毛泽东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说得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
对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毛泽东提出“应予平反”。他说：对萧劲光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等的处罚“皆不妥当”；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等等。
张闻天提出“让位”，毛泽东没有接受
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敌后。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后来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没有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但张闻天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在六中全会上，首先向毛泽东提出“让位”，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当时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己见。
张闻天虽然没有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会后却主动将工作转移给毛泽东。王明留在延安工作以后，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开，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已由毛泽东作出决断。1939年7~8月的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主要是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不过，毛泽东是大事抓得紧而不爱管具体事的人，所以一般日常工作还是由张闻天处理，中央秘书局也跟着张闻天。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中央的一些会议仍由张闻天主持，但中央签发的文件和电报等，排名顺序多以毛泽东居首。可以说，这时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已完全转移到毛泽东方面。
毛泽东称赞张闻天是“明君”
从组织手续上讲，张闻天、毛泽东党内最高职务交替过程正式完成，是在1943年3月。
张闻天对毛泽东是尊重的，大事都同毛泽东商量，听毛泽东的意见，然后开会讨论。毛泽东的主张、方针、策略，在张闻天这里通行无阻，然后写文件、发电报。这一类文字张闻天写得多些。据说，中央档案馆现在保存的电报中，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起，至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完为止，有张闻天个人署名或者与别人联名的电报一共是451份，其中“毛洛”或“洛毛”联名的就有286份之多，占了将近三分之二。毛泽东当着人们的面说张闻天是“明君”，叫张闻天妻子刘英为“娘娘”。有人对张闻天尊重毛泽东有议论，甚至说张闻天是“泥菩萨”，他也不为所动，总是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张闻天对历史上犯过的“左”倾错误从来不隐瞒、不掩饰。他在1937年5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就检讨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主要错误。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它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后果更惨，其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明确提出要在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张闻天在当天会上就发言表示拥护，说：“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他赞成清算四中全会以后到遵义会议以前的错误，赞成反对主观主义。他诚恳地表示：“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
这次会后，张闻天专心致志地研究了党的历史文件和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从党史上认识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对毛泽东更加心悦诚服了，对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认识也更为系统和深刻。在9月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再一次诚心诚意地检讨并承担责任。
1942年1月26日晨，张闻天率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到晋西北进行调查研究。正在绥德调查时，张闻天接到中央电报通知，即于1943年3月初赶回延安。
张闻天坦然退出中共最高领导层
张闻天回延安以后，曾去看过一次正在养病的王明。王明对张闻天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尤其是你。1940年3月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治伤后返回延安，传达曼努伊尔斯基的话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泽东听了这句话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所以特别反对你。”王明还说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遭了毛泽东的忌，毛泽东此人实在太厉害，真是睚眦必报。王明妻子孟庆树也在一旁帮腔。张没有附和，但说：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
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政治局推选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在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张闻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
张闻天正式离开书记处。对这次职务变动，他思想上早有准备。
实际上在六中全会之前，宣传工作与干部教育工作主要是张闻天过问的。当然，六中全会以后，宣传和干部教育就成了张闻天的主要工作了。从1939年2月起，他又兼任了干部教育部部长（1940年初宣传部与干部教育部合并为宣传教育部，部长仍为张闻天）；1941年3月中央决定调整刊物，《解放》、《共产党人》两个刊物扩大编委，都由张闻天“负总责”。六中全会后于1939年初成立的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主持陕甘宁边区以外的西北陕、甘、宁、青、新、蒙各省地下党的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工作），虽由张闻天兼任书记，但日常工作都交给罗迈和贾拓夫负责。所以，从六中全会以后到延安整风之前这3年间，张闻天的主要工作在党的理论建设、干部教育、宣传文化工作等方面，成绩卓著，建树良多。
纵观张闻天、毛泽东之间最高职务交替的全过程，不难看出，是十分顺利的。究其原因，除了毛泽东自身卓越的领导才能而深得全党信赖这一根本原因外，还由于张闻天的高尚品质。张闻天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尊重毛泽东、维护毛泽东，与毛泽东等同舟共济，度过了遵义会议后的极端困难时期。因此，在最高职务的交替过程中，张闻天始终是毛泽东的有力支持者，为逐步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最高领袖地位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毛泽东曾同王震谈道：“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张闻天说：“这是对我最好评价。”张闻天全心全意为党工作，的确没有个人野心和权欲。王明于1937年11月底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张闻天主持了12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扩大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5人组成。张闻天还因有一篇访问记称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特别郑重其事地在1938年4月12日武汉《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张闻天（洛甫）启事》，声明：“中共中央设有由少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决定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从此，张闻天正式离开书记处。（张树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