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将信将疑地追问我：“你不骗人？”我说：“老爷爷，您知道吗？这条弄堂，这条窄窄的弄堂，曾经走过多少我们党的中央领导？我们的父辈就是从这里出发，一路前进，一直走向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周秉德说：“大姐，你说得真好。”我说：“没有你伯父的介绍，就没有我父母的结合。没有我父母的结合，也就没有我。这是我父母恋爱的地方，并肩战斗的地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里。我真的很想写一写这条弄堂里的脚印，写一写这栋楼里的灯光。”

　　我父亲和我母亲先后生过5个孩子，到老了陪他们的只剩我一个。5个孩子都是在他们从事地下斗争时生的。那时的生活条件、物质条件、工作条件极其困难，每天都在紧张的白色恐怖下工作，所以生下小孩，我母亲往往就没有奶给孩子吃。我大姐耕午出生刚满1岁，正好顾顺章、向忠发叛变，中央政治局机关撤销，我父亲和我母亲先后分配到湘鄂西苏维埃工作，孩子只能托同乡帮忙抚养。我是我母亲在湘鄂西时怀上的。我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不到1岁就断奶。我的三妹取名桑渝，吃奶妈的奶，半岁时患肺炎，因为缺医少药死了。四妹出生11天才请到奶妈，也夭折了。五妹1945年生，取名驷午。1947年，我父母由晋西北去晋察冀。1948年，由晋察冀去石家庄，不久驷午也患白喉而亡。大姐耕午则因心脏病于1961年12月9日病故，在世上仅活了31个年头。

　　我父母虽然被人叫了半辈子“老板”、“老板娘”，却没有为自己和家人攒下一分钱的积蓄。克己奉公是我父母的终生美德。革命战争年代，他们竭尽全力为党筹措经费，淡泊人生，两袖清风。解放后，国家从供给制变成薪金制，我父母的行政级别不低，按理说家里的经济状况应该比较富裕，然而家中几乎没有什么存款。我父母每月领到工资，除了维持很低水平的基本花销，其余的钱都用纸包起，包成一个个小纸包，为家乡有望成才的孩子提供学费。我父母生前不知资助了多少贫困学生。这些学生成人后，我父亲还亲手为他们每人制作一张小卡片，贴上他们的相片，用清秀的蝇头小楷写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勉励他们回乡务农，埋头苦干，全心全意建设新农村。

　　1973年1月24日，我父亲与世长辞。1994年1月24日，我母亲也永远离开了我们。两个1月24日，隔了整整21年，我只能说是天意。一对恩爱夫妻，就连“走”，也“选”在了同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