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是中国共产党内具有传奇色彩的情报特工人员。从1931年起，潘汉年转入对敌斗争的隐蔽战线，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情报生涯。在此期间，他先后在中央特科、中央社会部、中共华南局、中共华南分局和中共香港工委等部门主管情报工作，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光辉业绩。笔者搜集了相关资料，来对1931—1933年出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时的潘汉年作一简单介绍。

　　杀一儆百，枪响闹市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这对中央领导机关来说不啻一个晴天霹雳。身为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不仅知道党的许多核心机密，而且还知道中央机关以及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处。因此，原中央特科必须彻底改组。5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的中央特科机构迅速重建，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直接负责。陈云为一把手，兼任一科科长，直接领导总务、财务、交通及营救、安抚等项工作；康生为二把手，兼任三科科长，直接负责指挥、执行保卫或警报等工作；潘汉年担任二科即情报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工作。

　　在顾顺章叛变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共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地下工作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上海的敌特机关因暂时的得手而得意忘形，反共气焰十分嚣张，这就极不利于中共在上海革命活动的开展。为了显示革命力量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正在进行有效的斗争，中央特科决心组织一次突击行动，镇压一名敌特机关的首恶分子，从而起到长革命者之志气、灭敌人之威风的作用。

　　任务一经确定，潘汉年领导的二科就开始认真调查和选择合适的镇压对象，并协助以“红队”为主干的三科制订周详的行动方案。刚刚接手情报科的潘汉年对上海敌情不甚了解，于是找来他的助手刘鼎共商此事。刘鼎是中央保卫部门的骨干成员，对上海的敌情比较熟悉，他将上海租界巡捕房的一些警探头目向潘汉年作了大致介绍，但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如日常行止、生活习惯、住处等等，也不很清楚，而且短时间内也很难查明。最终，潘、刘决定从淞沪警备司令部中，选一名专任破坏中共地下活动的死硬分子开刀，并立即开始分头调查。

　　事有凑巧。有一天，刘鼎经过南京路上的一家照相馆时，看见橱窗里陈列着一张淞沪警备司令部官员们的合影。当他的视线掠过照片时，猛然辨认出其中的一人，即淞沪警备司令部现任督察长王斌。那时，国民党当局要在租界上逮捕共产党员或破坏革命组织，都是通过王斌向租界的总巡捕房政治部交涉，捕获之后再办理引渡手续，而王斌就是专门负责办理引渡手续的承办人。对这样一个敌特人员予以镇压，必将对国民党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于是，刘鼎向潘汉年建议：就选王斌。在获得潘汉年的认可并报中央批准后，镇压王斌的计划遂有条不紊地展开。

　　对潘汉年等人来说，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如何获知王斌的住址、出入路线及日常行踪。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一次偶然的机会，潘汉年由国民党当局查禁革命的书刊，想起他曾听光华书局的经理张静庐、沈松泉说起过为疏通官方撤销某些禁发的书刊，一些书店老板多次联合宴请警备司令部和国民党市党部的有关人员。于是，潘汉年找到张、沈二人，果然从他们那儿获知了王斌的住址、电话号码及其他一些情况。接下来，潘汉年又侦察到王斌每天从其住宅的后门乘坐黄包车出入。最后，潘汉年将王斌的一切情况汇报给负责执行任务的三科。经过反复勘察，三科人员最后选定英、法租界毗连处的龙门路作为击毙王斌的场所，因为此处南通法租界的长浜路，北连公共租界的西藏路，街道窄且短，往来车辆、行人极多，拥挤不堪。这种状况非常有利于执行人员藏身，完成任务后又易于混入人群撤退。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天中午，龙门路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在一片嘈杂声中，一辆装饰讲究的黄包车急匆匆地穿行在杂乱的人群之中，身着西装的王斌气定神闲地坐在车上。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从街道一侧的弄堂内窜出一个人，他迅速攀住黄包车的后沿，举起手中短枪对准王斌头部，“砰”的一声，王斌迅即毙命。没等周围的人们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执行任务的三科狙击手就趁乱安全地撤离了现场。

　　自然，王斌被杀成为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记者们对王斌事件大肆渲染，把狙击手说得神乎其神。毫无疑问，此次事件引起租界巡捕房的高级华人警探、淞沪警备司令部中的反共分子、国民党特务以及中共叛徒的极大恐慌，他们再也不敢那么嚣张和肆意妄为了，这就为上海的革命活动创造了条件。

　　情报触角的延伸

　　对于潘汉年领导的二科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并非镇压敌特分子，而是侦察敌情和收集情报。顾顺章叛变后，潘汉年急需将残破的情报网络重建起来。在仔细分析了上海的形势后，潘汉年认为获取情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巡捕房、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等要害部门内培植耳目或内线，从而达到扩大情报来源的目的。经过潘汉年的细心谋划，这些部门中的赵子柏、沈寿亚、吴汉祺等人都曾经为中央特科所利用，发挥了特科人员所起不了的作用。

　　赵子柏，行伍出身，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凭借一身好武艺，在法租界混得了一个探长的职务。加上赵子柏与上海帮会有密切联系，比较看重义气。潘汉年在认真分析了赵子柏的特点后，认为该人能为特科所用。但是，如何把赵子柏争取过来呢？潘汉年很快就了解到，中共领导的群众团体“革命互济会”里有一位女干部黄慕兰和一位陈姓律师走得很近，而陈律师又认识赵子柏。于是，潘汉年报请中央将黄慕兰调到属下工作，让她通过陈律师去接近赵子柏，争取赵子柏作为特科在巡捕房内的耳目，为保卫机关的情报工作服务。

　　当陈律师将黄慕兰介绍给赵子柏时，赵子柏马上就被清新脱俗的黄慕兰所吸引，主动递上名片，并且将自己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黄慕兰，黄慕兰意识到自己将要扮演的是一位不好演的角色。此后，黄慕兰机智而得体地与赵子柏周旋，最终使得赵子柏频频向黄慕兰表示：愿意为中共情报系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在潘汉年想办法进一步试探赵子柏的实际态度时，突然发生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事件。

　　中央紧急要求特科立即查清向忠发被捕后的情况。接到中央指示后，潘汉年即刻找到黄慕兰，要她委托赵子柏探听向忠发被捕后的情况和向巡捕房疏通，阻止国民党当局的引渡，并向赵子柏许诺重金酬谢。赵子柏接到任务后，马上在巡捕房内积极活动起来，很快搞清了向忠发被捕的经过，同时，巡捕房也答应在国民党当局引渡向忠发时从中作梗。然而，巡捕房的大小头目包括赵子柏在内并不知晓向忠发的真实身份，当国民党当局强硬地要求引渡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时，巡捕房哪敢怠慢，立马乖乖地把向忠发交给了国民党。这样，潘汉年行贿营救向忠发的计划流产了。即使如此，为了让赵子柏在今后的工作中听从特科的指挥，潘汉年仍通过黄慕兰付给赵子柏一笔可观的酬金；然后，潘汉年正式与赵子柏谈话，让他充当特科在巡捕房的内线，随时向我们提供有关情报，约定每月付给他比在巡捕房所得的薪水高得多的酬金。如遇到极其重要的情报，还另外重酬。赵子柏欣然允诺了。此后，赵子柏不时地向中共情报系统报告其提前获悉的情报，成为中央特科安装在巡捕房的一个微型监视器。

　　沈寿亚，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长吴开先的文书，在大革命时期和革命左派有过关系，“四一二”政变后，慑于敌人的淫威，沈寿亚投靠到吴开先门下。他当时既无决心跟共产党闹革命，也不愿反对共产党，只是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自然得不到吴开先的器重。虽说目前沈寿亚的职位不高，但具有发掘潜力，可以争取过来。于是潘汉年采用“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先与沈寿亚联系上，对其进行政治启迪，并让他长期隐蔽下来，获得吴开先的信任，最终能够进入吴开先的核心部门。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沈寿亚终于引起了吴开先的注意，被安排到组织部做登记工作。不久，踏实肯干的沈寿亚得到上司的进一步重用，让他负责专门登记共产党员中秘密自首分子的工作。在登记过程中，沈寿亚及时地将自首分子的姓名报告中共情报部门，这对中共清除这些败类很有帮助。问题又出现了，自首分子在登记时，时而报真实姓名，时而报曾用化名，这无形中就为中共情报工作设置了障碍。有鉴于此，潘汉年又指示沈寿亚寻找适当时机向吴开先建议改进登记工作，要求自首分子在登记时贴上他们的照片，并填写清楚真实姓名和曾用化名。后来，沈寿亚抓住CC特务们执行任务中的一次失误而成功地向吴开先建议改进了登记工作。这样，他不仅能够及时掌握叛徒秘密自首的详细情况，必要时还可以提供照片。这就为中共保卫机关惩处叛徒提供了方便，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

　　潘汉年在租借巡捕房和国民党市党部培植内线的同时，也积极寻找机会将情报触角伸入国民党的另一个反共机构——吴醒亚控制的社会局。在打开社会局的缺口时，利用反共分子吴汉祺，是潘汉年情报工作的又一着妙棋。

　　吴汉祺，大革命时代在北伐军政治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成为吴醒亚属下的一名专职情报人员。他除了搜集中共方面的情报外，还搜集国民党CC派故意编造出来的所谓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情报。由于潘汉年以前认识吴汉祺，于是打算把他发展成为特科在社会局的耳目，但是吴汉祺也知道潘汉年的底细，因此，潘汉年不便直接与吴汉祺接触。恰巧，潘汉年的助手欧阳新在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翻译时与吴汉祺也有交往，此时外界传言陈友仁正在上海组织中国社会民主党，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独裁政策。潘汉年便派欧阳新以中国社会民主党骨干的身份与吴汉祺接触，骗取他的信任。由于欧阳新的“特殊”身份,吴汉祺对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认为和欧阳新这样一位在中国社会民主党内掌握实权的人物搭上关系,既可获得关于社会民主党的许多情报,从而去吴醒亚那里邀功请赏,又可通过为欧阳新提供其所需的中共情报而获得额外收入。一举两得的事情,吴汉祺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欧阳新和吴汉祺很快就找到了双方的合作点，互换双方所需情报。

　　潘汉年把吴汉祺争取过来时是在向忠发被捕引渡之后。当时，中央指示潘汉年搞清被引渡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向忠发的情况。于是，潘汉年授意欧阳新，要其告诉吴、徐收集向忠发的情况，尤其是他的口供笔录以及其中涉及的中共活动的情报，并让欧阳新预先付给吴汉祺一笔丰厚的见面礼，还承诺事成之后付给二人巨额酬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潘汉年很快就从吴、徐二人那儿得到了向忠发的全部口供，并且吃惊地发现向忠发已叛变，这就为中央正确处理向忠发事件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潘汉年清醒地认识到，反共分子吴汉祺不可久用，过了一段时间，便与欧阳新商议借机切断了与他的联系。

　　隐蔽战线上如鱼得水

　　无论是镇压王斌，还是在敌特机关培植内线耳目，这些活动相对于潘汉年在中央特科的全部工作来说只是冰山一角。

　　1931年夏，文坛骁将潘汉年挑起中央特科的领导重担，他没有辜负党中央对他的期望，迅速扭转了因顾顺章叛变而造成的被动局面，把特科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为了更有效地搜集国民党方面的情报，潘汉年还把许多社会名流如杨度、王绍鏊、胡鄂公、董健吾等纳入特科的情报网络，昔日的文坛战友夏衍、于伶、冯雪峰、李一氓等也重新与潘汉年战斗在情报战线上，一个广泛而严密的情报网络悄无声息地编织起来了。

　　在建立广泛情报网络的同时，为了应对变幻莫测的突发事件，潘汉年还经常变换身份，亲临一线。他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短装工人打扮，时而化装成瘪三模样；有时乘坐小汽车，出入于豪华的旅馆、酒家，有时以步当车，悄悄地在街头巷尾出现。总之，在转入情报系统这条隐蔽战线后，潘汉年在常人眼中就成为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尤其是他在危急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机智勇敢、沉着冷静，更凸显出他作为一名情报特工人员所具备的优良素质。关于这一点，潘汉年的侄儿潘可西有记录为证：

　　有一天，三叔回家，发现有人跟踪，他一进门就高喊：“许玉文！我的肚子饿了，快弄碗蛋炒饭给我吃。”一面疾步登上三楼阳台，拿出事先为应变准备用的特大阳伞，跳到邻居的阳台上，潜走了。

　　有一次，他本是穿西装出门的，回来却穿了一身厨师服。原来他在马路上行走时，突然发现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盯梢。他立即沉着地走进一家饭店，似乎在寻找座位，一会儿，有两个盯梢的人也进了店堂。在这十分紧张的一刹那，他走进厨房，换了厨师服，戴上口罩，随手提起一只送饭篮，巧妙地走出了店门。

　　又一个冬天的中午，他发现家对面马路上有几个鬼头鬼脑的人在徘徊，立即改换装束，穿起一身破烂衣服，肩披破麻袋，并把脸弄脏，伪装成一个饥寒交迫、浑身哆嗦的乞丐模样，迷惑了敌人，离开了住所。

　　从1931年夏到1933年夏，潘汉年在中央特科工作了整整两年，为党中央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情报，也为党的情报事业开辟了新的航向。但是，潘汉年的出色工作并不能力挽革命局面于狂澜，上海的秘密工作越来越难以开展。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央开始有计划地将党的领导骨干分子撤离上海。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逮捕了“左翼”文化人士丁玲和潘汉年的堂兄潘梓年。由于二人均与潘汉年熟识，为防不测，中央要求潘汉年迅速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去。怀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感，潘汉年离开了他曾经战斗过的上海，依依不舍地踏上了通向中央苏区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