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2日，人民解放军的战旗胜利插到长江南岸。渡江战役时的团长秦镜如今已满头华发:“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一辈子都忘不了。”
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
“战端未开， 结局已定。”80岁的军事科学院百科研究部原副部长王辅一将军，当年是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的秘书。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总兵力已下降至204万人，作战部队仅为146万人。
“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经由全面内战爆发时的120万人增加到358万人。”王辅一说，“在数量上，我军已由长期劣势转化为优势。”
但蒋介石不甘心就这么退出历史舞台。他最后的凭依就是长江。
83万曹操大军赤壁惨败，始有三国鼎立；南北朝对峙近百年，皆因长江阻隔……在熟知历史的蒋介石看来，再来一个南北分治，就靠长江了。
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蒋介石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其中京(南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部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的地段。国民党海军100多艘舰艇日夜沿江巡弋，空军4个大队随时待命。
蒋介石制定的京沪杭地区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搞起了缓兵之计。”王辅一说。为获得喘息之机，以便将残余部队全部调到长江南岸，坚守长江天险，从而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蒋介石再次玩起假和谈的伎俩。
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的图谋。
淮海战火未灭，毛泽东指示淮海战役总前委：“……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
1948年12月底，毛泽东专门抽出两天时间为新华社写了一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认真学习了这篇文章。”时任23军69师205团团长的秦镜回忆，“我们认识到，只有打过长江去，才能缔造新中国。”
在长江这样最宽处5000米、最窄处2000米的河面上进行大规模作战，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长江边有这样一首童谣：‘长江长，长江宽，燕子也得飞三天；海无边，江无底，秤砣掉下不落底。’”时任27军侦察营侦察排长的徐法全说。
渡江战役总前委决定，将已在安徽安庆至江苏张黄港地段沿江北岸展开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各部队，以夺取南京为中心，分别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
东集团，由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指挥，在南京浦口至南通的张黄港渡江。
中集团，由第三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指挥，在芜湖裕溪口至枞阳镇段渡江。
西集团，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政治委员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指挥，在江西湖口至安徽枞阳镇段渡江。
“为争取与国民党政府谈判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我军在完成渡江作战一切准备之后，还曾经几次推迟渡江时间。”王辅一说。
然而，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接受双方代表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历时20天的和谈破裂。
渡江战役的大幕拉开。
打响渡江第一枪
“打响渡江第一枪，有点意外。”王辅一说，中央原定的渡江时间是4月22日，“汤恩伯部队大规模换防情况被27军渡江侦察大队获悉，我军就趁敌军混乱之际，提前打响了渡江战役。”
后来被拍成电影《渡江侦察记》，至今仍广为流传的渡江侦察的传奇故事，发生在中集团聂凤智所率的第27军。
作为当年27军的一名侦察排长，尽管徐法全被临时配属到35军，但他对老战友齐进虎的传奇经历了如指掌。
齐进虎率领侦察小分队潜入敌人驻防的黑沙洲，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岛上隐藏了十几天。后来，借助一只木盆漂了回来。徐法全说，一只木盆可以渡江，说明长江并不是不可征服，敌人的长江防线也不是牢不可破的。
得知敌人第88军与第20军正在换防，聂凤智立即向上级报告。
“总前委马上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建议，趁敌换防立足未稳之际，立即打响渡江战役。”王辅一说。
1949年4月20日晚11时，中集团总指挥谭震林下令渡江。转瞬间，上千只木船直冲对岸。
“每一支船的船尾都点了一盏小红灯。”王辅一说，这只小红灯的前、左、右三个方向都不透光，只有靠后方才能看见。“战斗打响后，从江南岸往北看，仍是一片漆黑，但如果从江北往南岸看，则可以看见无数只小红灯在闪烁，非常壮观。”
中集团渡江的对岸，国民党军队在悬崖峭壁上构建了数不清的地堡，炮弹如暴雨一般倾泻在江面上。
如今，船工张孝华驾驶的“渡江第一船”静静地躺在北京中国军事博物馆内，供游人参观。
在长江上与风浪搏击了20多年的张孝华主动报名参战，被编在27军79师第一突击队第一组第一艘船上。出发半个小时后，张孝华这艘冲在最前面船只接近南岸。
王辅一说，渡江中，敌人疯狂阻击，不少战士和船工中弹，落入水中。
整个渡江战役期间，有成千上万个张孝华式的群众无私地支援解放军。王辅一说：“我们是人民用双手托着送过长江的!”
仅一个晚上，中集团30万大军便在裕溪口至枞阳镇段20余公里的战线上，以锐不可挡之势，胜利地渡过了长江。
“蒋介石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天堑’瞬间就破灭了。”王辅一说，“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有一个规定，战斗部队过江一个营，师长就要过江，过江一个团，军长就要过江。”
著名战将聂凤智就是第一批过江的高级将领。双脚一踩在南岸的土地上，聂凤智便向总前委发报：“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
切断汤恩伯和白崇禧的联系
当中集团胜利渡江与南岸之敌展开激战之时，“朱毛”的命令才发出——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通过收音机、报纸和传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迅速传遍了长江前线的每一个阵地。”王辅一回忆。
西集团总指挥刘伯承动手了。
“渡江战役的关键，就是中、东两路大军渡江后，迅速东西对进，对南京、镇江、芜湖之敌进行钳形合围。”王辅一回忆，而以第二野战军为主的西路渡江大军，则要像一支楔子楔进蒋系和桂系部队防守的结合部，切断汤恩伯和白崇禧两大集团的联系。
21日16时，西集团近千门大炮发出的强大炮火，铺天盖地射到南岸国民党军阵地。
18时30分，西集团几十万大军争入激流，直冲对岸。
当夜20时，已有16个团渡过长江，控制了宽200余里，纵深10至20里的登陆场。至23日，野战军主力全部渡过长江。
“西集团的代价小得惊人。”王辅一说，第一拨渡江的6个步兵团中伤亡不到10人。
就在东集团做好了渡江的最后准备之时，发生了“紫石英”号事件。
“20日上午，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窜到扬州东南20公里处的三江营一带，不听我军劝告，还向我军开炮。”时任三野特种兵纵队司令的陈锐霆回忆。
与英舰发生冲突的炮三团没来得及请示，就直接还击。4艘英舰与正在渡江的人民解放军对峙。
一场激战后，受伤的3艘英舰被迫逃往上海，“紫石英”号搁浅，被我军俘获。
“‘伦敦’号目标最大，中弹最多。”陈锐霆回忆，后来据英方报道，英国军舰上死亡人员52人，包括“紫石英”号舰舰长，受伤55人，梅登中将的军服也被弹片撕破。
解放军伤亡达252人。秦镜的战友、202团团长邓若波就牺牲在英舰炮下。
国民党官兵破口大骂：“怎么自己人打自己？”
4月21日晚，东集团发起冲击。
“那天下午3时左右还是吹的东南风，到4时左右风停了，接着转成了东北风。”秦镜回忆，“过去诸葛亮借的是东南风，而我们毛泽东‘借来的’是东北风，真是天遂人愿。”
“各突击团迅速满帆顺风而下，仅用了十五六分钟，我们师突击队就登上了南岸。”秦镜率领205团紧跟其后，“江面上穿梭着‘嗖、嗖’的红、绿曳光子弹声，时不时地有‘噗、噗’的子弹声贴着身子穿过，射进船边的水里。”
乌淤港，是23军的主登陆点，水深流急，地势险要，国民党派有重兵把守。
“枪炮声最密集、火光最亮的地方，就是我们营的登陆突破口。”今年85岁的黄浩当年是23军67师201团1营营长，“全营指战员和船工用桨和洋锹，使足了劲划。”
“炮弹不断在船队中爆炸。”黄浩回忆，“20时左右，我与营部和通讯班首先下水徒涉上了滩头，组织7连一个排，消灭了滩头和岸上残存的敌人。”
就在东集团渡江作战最紧张激烈之时，国民党军队的两支王牌却突然起义了。
首先起义的是江阴要塞的3000余名官兵。
地处长江下游的江阴要塞，地势险要，江面最窄处仅1500米，素有“江防门户”之称。汤恩伯派驻7000余名精兵，外加各种口径炮90余门，担负田黄港至张家港25公里的守备任务。
“我们党早在1947年初就派人深入要塞内部，开展策反工作。”86岁的上海市公安局离休干部王征明是当年要塞策反的参与者——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王征明是策反的行家里手，济南战役时国民党96军起义，他参与了具体组织。
4月21日晚，当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下令向开始渡江的解放军官兵开炮时，王征明率领地下党员唐秉琳等冲进了他的指挥所。
已被地下党员控制的各个炮台，按王征明的要求，迅速掉转了炮口。
附近的国民党21军官兵破口大骂：“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2日黎明，唐秉琳集合官兵，宣布起义。”王征明回忆。
几乎在江阴要塞起义的同时，林则徐的侄孙、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大小舰艇25艘，在长江下游南京东北4公里处的笆斗山江面起义，另一部23艘舰艇在镇江江面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后来，毛泽东与朱德致电林遵及其率领的起义官兵：“庆祝你们在南京江面上的壮举……”
新中国成立后，林遵曾任东海舰队副司令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三路大军顺利渡江。
4月23日，由吴化文起义部队改编的35军占领南京。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渡江部队展开了一场千里追歼战，一个月零四天之后，解放上海。（梅世雄）
摘自《检察风云》2009年第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