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北平各界群众在中南海新华门前庆贺政协会议获得成功。（资料图片）
从“五一口号”到开国大典 惊心动魄的一年半
由众多明星出演的电影《建国大业》，将于9月中旬隆重上映。
这部纪念建国60周年的献礼片，以毛泽东等开国元勋们联合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新政协)和组建新政府为故事主线，向人们讲述了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段震惊世界的历史。
然而，电影毕竟是电影。《建国大业》背后，在那个壮怀激烈、风云涤荡的年代里，一代共和国元勋们开拓建国大业的真实故事，更能震撼我们。
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
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节节胜利，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人民政权组建在即。全中国、全世界，都在猜测：中国共产党将组建一个怎样的政权？
对于新政权该怎么组建，中国共产党早有准备。在1945年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在报告中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他还为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设计了两个步骤：一是“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二是“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在表面上作出妥协。1946年，有多个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商讨组建联合政府事宜。
然而，大权独揽的蒋介石很快就撕毁了契约，挑起全国内战。1948年5月1日，南京国民大会闭幕，蒋介石“高票”当选总统。同日，《晋察冀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又称“五一号召”)。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口号郑重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5天后，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蔡廷锴以及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联名致电毛泽东，认为中共中央的号召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他们同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同仁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天书”送交毛泽东
为了同各民主党派人士一起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项事宜，周恩来煞费苦心，仔细考虑如何把各地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区来。
随后几个月，在中共中央的周密安排下，沈钧儒、章伯钧、蔡廷锴、马叙伦、郭沫若等大批民主人士，克服重重险阻，分3批由香港北上，到达解放区。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不久，随着国共北平和谈的破裂和南京、上海的相继解放，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被迅速提上日程。
1949年6月11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预备会在香山毛泽东的住所举行。会议大体议定了新政协筹备会的参加单位、人数和人选，以及新政协大会参加单位和人数等。15日晚，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出席会议的有23个单位的134位代表，其中“党员43人，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中间偏右者只有16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对政协筹备会可保障绝对的领导”。第二天，筹备会协商通过了由21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
随后，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开始确定参加新政协的人选，经过近3个月的艰苦研究、协商，最终确定了662位代表的名单。其中，共产党员约占44%，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代表约占30%。在党外人士中，进步人士约占1/3，共产党员加党外进步人士约达总数的2/3。这样，既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又广泛团结了党外人士。当时，中央统战部把参加新政协的人选和各项统计，印制成一本很厚的表册，毛泽东看后曾风趣地说这是一本“天书”。
在662人的宏大阵容中，“包括了各民主党派，军队和各人民团体，各区域、各民族的代表。从阶级的成分来说，它有工人，农民，民族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说，它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1924年大革命以来的参加人物和领导人物；从代表的年龄来说，它有92岁的老翁，也有21岁的青年；从信仰来说，它有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科学家、文艺家、政治家，也有笃信宗教的基督信徒、佛教信徒、回教信徒；从居住的地域来说，有远在天涯、冒险归来的海外侨领，也有僻处内地的苗、彝、黎、藏同胞……他们都抱着扬弃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同一心情……空前未有地团结起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随着各项工作逐一得到落实，新政协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进入倒计时。
1949年9月21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出席开幕式的包括各党派、团体代表634人和来宾300人。当毛泽东以沉稳、缓慢的语调庄严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时，会场里，所有人的眼里都闪烁着泪花。
9月25日晚8点，毛泽东、周恩来约请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田汉、梁思成等18人，在中南海丰泽园开会，协商确定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问题。就在大家陷入沉思时，一位身材高大、面容清瘦的中年男子站起来，打破了沉默：“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此人就是著名画家徐悲鸿。周恩来闻言，立即表示支持。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也站起来发言：“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我赞成。”接着，大家纷纷发言，提出自己的看法。经商议，大多数人倾向于在国歌未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最后，毛泽东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他的话音刚落，屋内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丰泽园里随即传出洪亮而激昂的歌声。
9月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9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张澜、李济深等180人当选；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及全体委员：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6人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63人为政府委员；讨论和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和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电。
10月1日下午3点，刚刚就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朱德，一前一后，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最先登上天安门城楼。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毛泽东随后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吴志菲）
到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在1年的时间里，共歼敌112万人，使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解放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锐减为370万人，正规军由200万人减为15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的兵力，则由解放战争开始时的112万人发展到195万人，实现了毛泽东“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的战略目标。
此时，对中共来说，建立人民政权已变得越来越现实。
城南庄惊险一刻
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率部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东渡黄河，经山西进入河北。4月11日傍晚，他和周恩来、任弼时等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住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大院。
4 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城南庄召开。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任弼时都出席了会议。这是撤离延安后，“五大书记”第一次在一起参加中央的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讨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和如何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等问题。毛泽东特别提出，中共中央应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著名人士来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业。正是毛泽东的这个动议，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参政运动。
会议结束没几天，一日拂晓，又熬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吃过安眠药，上床休息。
正当大家吃早饭时， 城南庄上空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防空警报随即响起。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听到警报，心里非常焦急，徘徊在屋前，不知该不该叫醒主席。
这时，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快步赶来：“主席呢？”
李银桥：“主席吃了安眠药，刚睡着。”
聂荣臻：“快叫醒，敌人的轰炸机马上就到，赶快去防空洞。参谋长，快去拿担架！”
李银桥冲进里屋：“主席，醒一醒！敌机！”
毛泽东睁开眼，慢慢坐起来，向李银桥伸出两个手指示意要烟。
李银桥边递烟边劝：“主席，先别抽了，快走吧。”
毛泽东点燃了烟，不慌不忙地说：“投炸弹了？”
这时，警卫排长阎长林也进来了：“炸弹下来就晚了！”
毛泽东又道：“慌么子，就是丢下炸弹，也不见得就专找毛泽东嘛。”说着不紧不慢地穿衣服，仍没有走的意思。
李银桥冲出屋子，向聂荣臻求助：“聂司令，主席他……”
聂荣臻带着担架闯进了屋子：“主席，快上担架，去防空洞！”
此时，敌机的轰鸣声再次隐隐约约地传来。
“快！把毛主席抬上担架，去防空洞。”聂荣臻严肃地命令道。几个人赶紧把毛泽东扶上担架，抬起来就跑，刚跑进防空洞，就听见几声轰响，随后便见小院周围升起了一团团浓烟。
敌机共投下5枚炸弹，其中一枚在小院里爆炸！
5个月后，从缴获的国民党档案里，人们才知道：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是潜藏的特务，他向敌机报告了毛泽东的准确位置。
当晚，毛泽东撤离城南庄。5月27日，他到达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西柏坡，与先期来到的周恩来、任弼时等会合。
小山村指挥大决战
在西柏坡，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五大书记”进行了分工，其中，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负责全国的军事指挥。但毛泽东说：“现在到了决战阶段，仗要越打越大，都是关系全国大局的大仗，不要我一个人说了算，重大决策都要集体研究决定。”
1948年9月，许世友指挥部队拿下济南城之后，毛泽东立刻意识到，人民解放军已具备攻打大城市的能力。于是，他迅速组织制定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命令东北野战军先南下攻打锦州，造成“关门打狗”的态势。当时，林彪对这一作战意图顾虑重重，怕受到锦西和沈阳之敌的合围攻击。为此，毛泽东先后20余次发电报说服林彪。1948年9月12日，根据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到11月2日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47万余人。紧接着，在黄河以南，毛泽东指挥陈毅、粟裕和刘伯承、邓小平所率的两支野战军，硬生生“吃”掉了国民党军队55万余人，实现了淮海战役的重大胜利。就在淮海战役鏖战期间，毛泽东又看准了华北平津一带的战场，指挥刚取得辽沈战役胜利不久的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发起平津战役。为了防止傅作义军团南逃，毛泽东命令即将取得淮海战役胜利的大军“做出阻击之势”。最终，傅作义被迫放弃幻想，率军起义，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
自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4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通过数百件电报，指挥人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震惊世界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队150多万人。至此，中国共产党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大半个中国。
毛泽东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是：打过长江去，夺取全国性胜利。
为了防止人民解放军南进，蒋介石在长江沿线构筑起坚固的防御工事，号称“固若金汤”。他自恃有美国的支持，料想解放军不敢再往南进攻。
当时，确有一些国际友人劝毛泽东适可而止，不要引发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但毛泽东等对此并不担心。1964年，他在会见外宾时曾说到这段历史：“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胜利之前，美国有十几万海军陆战队驻扎在上海、青岛、天津、唐山、北京，或者以此作为根据地，或是临时驻扎过。但我们一打这些地方，他们就跑，连接触都不敢接触……”
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4月下旬，由于蒋介石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立刻下达命令：“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他已经下定决心——即使帝国主义干涉，也要打过去，决不实行南北分治。
北平礼遇民主人士
1949年，毛泽东的工作重心已转移到筹建新中国上。这项工作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二是通过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
筹备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工作，虽然主要由周恩来负责，但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的一把手，在很多事情上仍然亲自出面。
83岁高龄的中国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要到位于香山南麓半山腰的双清别墅，和毛泽东谈事。毛泽东怕体弱的司徒美堂经不住吉普车的颠簸，就让工作人员准备好担架，到坡底去接。警卫人员找不到担架，毛泽东就让他们用自己的藤椅做成一个简易的轿子。司徒美堂被抬上来后，毛泽东双手挽扶他“下轿”，把司徒美堂感动得连连拱手致谢。
新政府应该实行怎样的经济政策、外交、民族政策，新中国将用怎样的国号……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虚心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进行充分的讨论。比如，关于国号问题，毛泽东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有时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时用“中华民主共和国”；党中央的文件则有时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新政协的一次筹备会上，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简称民建)等人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而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等则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毛泽东当时却支持沿用“中华民国”国号，理由是：共产党救中国，而不是亡中国，新中国取代旧中国是新政府取代旧政府，不是新国家取代旧国家，共产党反蒋介石不反孙中山。后来，何香凝解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包涵了“中华民国”这4个字，其实质是一样的；“民国”的“民”就是“人民”；孙中山先生一生为共和而奋斗，“国”自然就是“共和国”。毛泽东听后觉得有理，就不再坚持。
关于这段历史，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后来总结说：“召开政协和拟定建国纲领的过程，突出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派协商精神。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大智大勇、胸怀大度，既能提出完整正确的立国方案，又能虚心听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平等协商国家大事；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亦能本着共同负责的精神，竭智尽虑，为国献策，大胆发表意见，敢于进行争论。这种精神，为我国政治生活留下了一种宝贵的传统。”（张素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