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资本曾被冠以“炒煤团”，但今年随着山西省国土资源厅一纸通知，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的500多座煤矿全部要进入被国有大型煤矿兼并或收购的行列。目前，大部分在山西投资煤矿的温州老板已经悄然离开山西，仅留下小部分投资者还在苦苦等待当地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相关补偿，温商500多座煤矿500多亿元投资，不知道还能得 到多少回报。（9月24日《温州商报》）

《山西省煤矿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出台后，一时间叱诧风云的煤老板站在了中国经济舞台的出口。山西省以行政手段将这些为GDP浴血奋战的功臣请出“游戏场”，甚至被诟病不按照法律的程序以行政强压，多少是十分委屈的。这个一度在中国以高GDP快速发展的省份，终究逃离不了道德和人性的阴霾。在血煤经济下，GDP似乎是一种无情的嘲讽。在发展与人性的对决中，山西省选择了后者。

现任山西省长王君可以说是派遣到山西最高规格的官员，在走马上任山西省省长前，他曾是国家安全生产监察总局局长。他的前任，前山西省长孟学农留下了“晋官难当”含恨引咎辞职。然而，即使在专业技术官员走马上任后，屯兰煤矿还是让这个曾经专抓安全生产的省长泪洒主席台。生死关头，是继续发生大型煤矿事故、伤亡惨重、在国内外造成重大影响，还是快刀斩乱麻？任由事故一件接着一件发生？

转型期的中国，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驰骋，另一方面政策的宏观调控伴随左右。从各地商人多年摸爬滚打的经验总结可以得知，要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就必须和当地的政府达成各方面的一致。分布在各地的私企业主都十分清楚这个问题，于是公关官员成了商业运作很重要的辅助工具。具体到山西，根据新华社的数据，从2008年7月至2009年7月，排查煤焦领域案件线索985件，初核627件，立案查处案件600件。其中影响较大的要案10件，涉案的20名官员受到严肃查处。“官煤结合”这一有着山西特色的受贿腐败模式愈演愈烈，直至省长感慨“晋官难为”。

这是转型期的中国尴尬——一方面地方行政权力过大，而过大的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于是就给了煤老板可乘之机，闻风而动的煤老板们为了给自己找一个避风港，拼命讨好地方官员。另一方面，“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官员们为煤老板大开方便之门，上应对检查，下压欺骗民众。由于缺乏必要的惩治措施，对于这样的组合行为，很多时候只有一声叹息。获得保护伞的煤老板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过度开采，视安全生产条例为无物，并炮制了一起又一起的重大安全事故。高速发展的代价，道德和人性被无情地践踏和泯灭。在生与死的时刻，民事法律的关系无法等同于下一条可能逝去的生命。一个法律关系可能延续十年之久，一条生命只在乎旦夕存亡。

法律的健全与运用、完全的市场经济一直是知识分子的理想。可惜的是，在实际问题上，不是所有的问题都以法律和理论来解决。当一个个煤矿被停产被整顿后，几个月后又死灰复燃，如此往复循环。

“黑猫黄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旦顽疾得以解决，舆论压力就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相比起再一起的重大事故来说，一两篇平面媒体的批评，仅仅只是很微小的代价。取悦众人实在是超高技术难度的动作，若做不到，但求问心无愧，大约也就行了。（鲁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