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折磨凄然而逝 

　　两陈被押解北京后不久，中共华南分局在广州召开分局、省、市三级干部会议，由公安部部长作了“关于陈泊、陈坤所犯严重错误”的报告。报告中指控两陈系“暗藏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这让会场上所有人震骇不已，目瞪口呆，心惊肉跳。一年来曾被上级称赞为在广州公安战线做出卓越贡献的陈泊、陈坤，竟然是坏人！尽管不少人心存疑惑，但话自公安部长口出，又能有什么异议？随后，根据上级的布置，广州全市公安战线掀起了“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要求所有的干警“站稳立场成清界限”，人人揭发，个个表态。而在省公安厅内部，加紧了对上千名与“两陈案“相关人员的审理，一些被认为与两陈有直接关系的重要“犯人”，遭到不分昼夜地轮番审讯。这个任务犹如铁板一样：一定要挖出隐藏在广州市公安局内部的“中统特务集团”。 

　　建国初期的公安战线，干部大多是农家子弟或解放军军人，缺少文化，没有经验，更谈不上有法律意识，有的只是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保卫革命政权的热情和战斗精神。几乎所有人都只会按照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的逻辑思维，以军令如山倒的精神状态去处理问题。既然上级揪出了陈泊这个“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后台”，肯定是不会错的。看到犯人拒不交代，审讯人员心头愤怒，就拿出对付敌人的手段以刑逼供，迫使这些“犯人”交代罪行，对两陈作出指证。在这些“犯人”中，有两人尤为要紧——梁侠、程长清。他们多次受到车轮战式的审讯，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梁侠的一条腿都被打断了。这个曾在香港我方情报机构担任秘密特情的广东汉子，终于熬不过酷刑，含泪画押承认自己是“中统特务”，是受国民党指派打入广州市公安局的“特务头目”。程长清及另外一些人的情形也与梁侠大致相似。就这样，省公安厅两个多月下来“累累战果”，打出了一个“中统特务集团”，上报到公安部。1951年8月，根据公安部的指示，广东省公安厅从700多名人犯中挑出224名为陈泊、陈坤任用过的情报人员，包括历史复杂、有过劣迹的“要犯”，作为“中统特务集团成员”，集体解押北京，由公安部直接审理。 

　　人证俱在，确凿无疑，一个隐藏在公安战线的庞大而骇人听闻的“中统特务集团”宣告破获。 

　　1951年4月底的一天深夜，被软禁在北京的陈泊与陈坤，尚在睡梦之中，突有一个班的荷枪实弹的军人闯入，将他们戴上手铐押走，投入了公安部的监狱。 

　　轰动一时的“两陈案”从1951年1月24日起，一拖就是两年多，迟迟不能结案。两年之后，加在两陈头上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后台”的罪名不见了，变换成“大量起用未经改造的敌特警员，严重违反党的公安纪律”。1953年5月，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以陈泊“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对已在1952年10月，因精神折磨加上病后得不到医治而含冤去世的陈坤，也以“包庇反革命、特务”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突如其来的巨大的政治厄运，使得陈泊痛苦得几乎疯了。他不知道多少次在监狱中挥动着被镣铐锁住的双手，发出“何罪之有”“冤枉啊”的呐喊，不知道多少次向审讯人员万分激动地诉说自己的冤屈，他的嗓子嘶哑了，牙关咬得出血。 然而，他的申辩和表白始终无人理睬。 

　　1961年，在冤狱大墙阴影下苦熬了10年的陈泊，被释放出狱。他来到妻子吕璜工作的全国妇联，一打听，吕璜去山东出差，一周后才能回家。经门卫指点，他匆匆来到红旗中学找到儿子陈修力，父子俩紧紧地抱在一起。 

　　然而，命运的神光只出现了短暂的瞬间。仅仅两天之后，一大早，刚回到家的陈泊尚未起床，几名武装公安破门而入，收缴了陈泊的释放证，然后不容分说将他带上警车，直接押送到北京站开往武汉的火车上。任陈泊一路上愤怒至极地吼叫，公安毫无表情，不予理睬。陈泊真是悲愤欲绝，痛感多舛的命运竟没能让他看到与自己血肉相连、患难与共的妻子！到武汉后，湖北省公安厅已有警车在站台等候，水米未沾牙的陈泊被押往数百里外的荆门沙洋劳改农场…… 

　　陈泊的政治罹难，不可避免地累及到了吕璜。从1951年7月起，已经调入全国妇联的吕璜，就在党内定为“控制使用”。虽说陈泊关押在北京，但不知囚于何处，夫妻二人近在咫尺，不能相见。半年过去，在吕璜一再向公安部有关部门据理力争后，直到陈坤死后，她才被允许探监。每一次探望，吕璜都是强忍愤悲，竭力做出轻松的样子，只讲好的情况，鼓励丈夫好好地活下去。 

　　吕璜怀着利箭穿心般的痛苦，就陈泊的无端蒙冤，向上级提出申诉。不久，在全国妇联秘书长曾宪植大姐的热心帮助下，她将一份7000字的申诉材料，递交到了邓颖超手上。两天后，邓颖超把吕璜请到中南海西花厅，亲自给她倒茶，两人亲切交谈。邓颖超同情地说：“你的材料我已看了，怎么会搞成这么严重？”吕璜泪水盈眶，强忍悲愤扼要地补充了陈泊的相关情况。邓颖超听得认真仔细，末了点着头说：“这个案件看来很有情况，我要向恩来同志反映，请他过问一下。” 

　　吕璜怀着无比的感激与巨大期望，与邓颖超握手洒泪而别。邓颖超果非虚言，不久，她将陈泊、陈坤蒙冤的情况向周恩来讲了，周恩来心情有些沉重地表示：适当的时候过问这件事。 

　　周恩来的确过问了两陈的案件，不但从公安部调阅了相关的案件材料，还在电话中与公安部长作了交谈。 

　　然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周恩来的关注过问根本无济于事。那位公安部长放下电话后大为震怒，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受到严厉指斥，再也不准吕璜探监了。从此，吕璜再也不知道丈夫在狱中苦挨时日的情况。 

　　远在湖北荆门沙洋劳改农场的陈泊，与其他偷盗、强奸、抢劫等刑事犯罪分子，在繁重的劳动和低劣生活条件中苦度时日，受尽折磨。他曾得到了正直善良的农场砖瓦厂厂长黄志凯的关照，但黄不久就被人告发到军管会，结果是直接连累了这个极具正义感的工农干部。陈泊又被秘密押送到另一个远离公路的劳改分场，吃住、劳动与其他劳改犯人一样。此时陈泊已近花甲。1972年2月，一身是病的陈泊，在昏迷不醒的情况下凄然长逝，时年63岁。 

　　一个昔日英姿勃发、豪气冲天，为革命披肝沥胆竭尽智慧的谍报高手、闻名延安的“红色福尔摩斯”，就这样含冤撒手人寰。陈泊16岁起投身革命，在其后47年的人生当中，竟然在敌人和自己人的监狱里度过了24个春秋。陈泊去世之时，吕璜正在“五七”干校牛鬼蛇神的队伍里受劳动和思想改造的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