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邦

佛山市顺德区16日启动政府机构“大部制”改革，将原来41个机构减少到16个，三分之二的机构被合并精简。顺德区官员表示，改革将不会以牺牲干部的利益为代价，在人员调整上按照“人员不降级、编制不突破”为原则进行，“关键不在于减了多少机构，减了多少人员，而在于充分调配人力资源”，因此，编制和公务员数量不会大幅度变化。

去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机构实行“大部制”改革，让人们看到了精简机构的希望。中央政府实行“大部制”改革，无疑将带动全国各级政府的机构改革，使全国各级政府来一个机构、人员“大瘦身”。但是，从当前各地方政府已有的“大部制”改革方案来看，冗员却不见得都得到有效精简。

机构改革、机关“瘦身”是个老话题了，可纵观前几轮的机构改革，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机构越改越臃肿，机关人员越改越多。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二：

一是行政机构愿做加法少做减法。一般来说，地方政府在机构设置上会与上级政府相对应。以致于有人戏称，地方政府除了没有外交部，其余的机构设置与中央政府机构几无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在机构改革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似乎习惯于只做加法，导致地方政府行政机构越改越多。例如，中央政府在上一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政府增设了国资委，地方政府随即也相应增设了国资委；中央政府设立了发改委，将有关部门并入发改委，可有的地方政府虽然也相应地设立了发改委，该归并的却没有并，结果导致地方政府行政机构越改越多，越改越臃肿。

二是随意增加副职。此前，有媒体披露某些地方政府副县长、副秘书长成堆的情况，说明地方政府随意增加副职，已经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通观各地，随意增加副职，一则是为了平衡人事关系，甚至是为了安抚官员，无原则地增加“乌纱帽”；二则是某些地方官员出于权力寻租的需要，随心所欲地“批发”“乌纱帽”。在某些地方的行政机关里，甚至出现了“官多于民”的怪事。

三是擅自设立行政机构。名目繁多的这“办”那“办”，差不多成了地方政府的流行病。某些地方政府办理某项专门事务，或为便于协调，或为集中力量，或是为了凸显其重要性，于是乎一个“XX办”就应运而生了。其实，政府增设这“办”那“办”，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根本没有编制方面的顾忌，很多“一把手”一拍脑袋，顶多是通过一个会议几个领导坐在一起议一议，一个“办”就成立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地方政府设立这“办”那“办”，往往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一个临时办事机构一旦成立，想撤销就会遇到很多麻烦，很多临时机构后来就成了一个常设机构。

基层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行政管理效益低下，机构改革积重难返，业已成为中国的一大痼疾。难怪前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曾说，“政府成本高，再廉洁也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更何况还难谈“廉洁”二字。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曾经指出，我国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而日本为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美国为9.9％。

并机构，减人员，目的在于提高机构的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打造更加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精简机关人员，自然会触及到需要精简的干部切身利益。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有的时候，个人的利益会受到触动和调整。机关干部是人民公仆，不是需要“格外呵护”的特权阶层，仅仅因为是干部就“不能动”，于理不通，于情不顺。“大部制”改革涉及部门和人员较多，解决机构调整中的诸如冗员精简、人事安排等重点难点问题，既需要改革者按照中央精神大力推进的政治魄力，也需要针对具体情况妥善应对，用智慧化解矛盾，务求取得“大部制”改革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