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逊清皇室将一套重达万两的黄金编钟典卖出宫，国宝从此流落民间。有人曾在前门外的一座洋楼里见到过这套金编钟。后来金编钟又在天津的一栋银行大楼里昙花一现，随后便神秘地消失了。在此后的数十年 间，众多军阀、政客对金编钟垂涎三尺，四处打探。谁是知情人？谁又是暗中保护金编钟的人？金编钟又是如何屡次脱险回到故宫的？

　　王朝没落，典卖出宫

说起金编钟的历史，还得追溯到乾隆年间。

公元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这一年，乾隆八十大寿来临，为了表示他对爷爷康熙的尊重，乾隆效仿康熙帝在六十岁生日时铸造金编钟，下令再打造一套更大的金编钟作为祝寿之礼。

这套金编钟铸造过程极为复杂。它由一万多两黄金铸造而成，每一件编钟的背后有“乾隆五十五年造”的款式。编钟上瑞兽复为钮，两条蟠龙跃然其间，波涛云海环绕金钟，彰显着帝王尊贵之相。更令人称奇的是，与铜编钟以大小不一来定音不同，这16只黄金编钟外表大小一致，是靠其厚薄不同来定音的，实属稀世之宝。

金编钟的制造工艺让人啧啧称赞：它发出的和谐清脆音调，让人叹为观止。这小小编钟不仅是历史文物，也是艺术珍品，折射出康乾时期国力的强盛。

历史的脚步走到了1922年，溥仪大婚之日，便是金编钟最后一次在宫中盛典上敲响之时。

那时，逊清皇室早已坐吃山空，入不敷出，只能每年大量拍卖宫中的金银财宝。这次溥仪大婚也不例外，逊清皇室就地取财。故宫院刊曾登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叶秀云的文章，详细记述了这次珍宝被典卖的经过：“民国十三年四月，溥仪的岳父与北京的盐业银行签了一份抵押合同。有金编钟、金册等件。其中金编钟抵押四十万元，金册等抵押四十万元。期限一年，月息一分。”乾隆时期的金编钟就这样被典卖出了故宫的高墙。

　　流落天津，藏身库房

    北京前门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叫西河沿的小街巷，离街口不远的洋楼就是当年的盐业银行。

    溥仪典当金编钟等财宝后，盐业银行立刻做账，将这笔账目勾销。金编钟摇身一变成了银行的账外资产。为了安全起见，盐业银行将金编钟转移到北京东交民巷一处不为人知的外商银行仓库密藏起来。

    当时占据北京的军阀张作霖四处打探金编钟的下落。后来阎锡山率晋绥军占领北京，也派人查找金编钟。各路军阀政客对国宝金编钟无不垂涎三尺。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日本人占领。盐业银行的高层开始为这批财宝担忧，他们秘密开会，决定将金编钟和一批故宫珍宝，转移到位于天津法国租界内的盐业银行天津分行，此次转移工作由时任盐业银行副总经理兼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陈亦侯负责。

    而今坐落在天津赤峰道12号的大楼，就是当年位于法租界的盐业银行天津分行。这座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洋楼，高大气派，营业大厅用大理石铺面，显得富丽堂皇，楼梯间的玻璃彩窗上描绘着长芦盐场兴旺的景象。重要的是在这座高大坚固的建筑物的地下，有着迷宫般的地下库房。为了保险，地下库房还建有带夹层的暗室。这成了金编钟的藏身之地。

    是毁是留，危在旦夕

    1937年7月30日，日本军队占领了除英、法、意三国租界外的天津市区。作为情报机关的日本领事馆不知从哪里嗅到了金编钟的气息，很快就找上门来。

    陈骧龙回忆，当时在天津的一个日本副领事，带着女儿来拜访我父亲陈亦侯，甚至还让自己的女儿拜父亲做干爹。没过几日，陈亦侯又被邀与日本领事共餐，席间日本女人围坐。问那个金编钟的事，陈亦侯不说，跟日本人说别的，日本领事托词先走，留下陈亦侯和一众日本女人，陈亦侯拿着帽子也就走了。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已经探到了金编钟的去向，情况十分危险。金编钟是留还是转移？陈亦侯左思右想，最后决定派一个银行职员去西安，从西安给身在重庆总行的总经理吴鼎昌拍电报，请示金编钟等物如何处理。电报从西安用银行密码发往上海，再由上海经由香港发往重庆，找到在重庆的总经理吴鼎昌。一个月后，一封回电循着原路辗转回到天津盐业银行。这封历时一个月的回电上只有一个字：“毁”。这意味着要把金编钟重新回炉融化成金条，稀世国宝将毁于一旦，不复存在。

    密室夜谈，不负重托

    陈亦侯接到电报时，先是震惊，继而破口大骂。他说：“世界上的铜还不是每一块都敲得响的，何况金子拿纯金做成的金编钟是乐器啊！这个金子是敲得响的，能敲出乐曲来的。”他拿定主意，金编钟绝对不能毁。他决定继续保护金编钟，哪怕承担危险，承担责任。“这张电报，他一直保存着，他说这是世界上最混账的一个电报。”陈骧龙说。

    金编钟在盐业银行看来是藏不住了，必须转移。此时陈亦侯想到了一个人———四行储蓄会的经理胡仲文。

    胡仲文出生在江苏淮安，是南开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与周恩来的同乡同学。周恩来的进步思想和南开校长张伯苓的爱国主义教育影响了他一生。

    陈亦侯信任胡仲文的为人，心中也已盘算好金编钟的藏身之地，那就是四行储蓄会地下的密室。在这座楼上的经理室中有一个旁门，里面通着的是一间小休息室。休息室还有一扇小门，打开后是一处封闭的转楼梯，楼梯直通地下一处暗室。这里无疑正是密藏金编钟最理想的地方。

    夜幕下，陈亦侯来到永定里胡仲文的家里，两位老友促膝而谈。陈亦侯把金编钟一事如实相告，并把转移金编钟到四行储蓄会的想法和盘托出。深明大义的胡仲文不负重托，欣然允命。两位老友都知道，这一来，他们是把彼此的身家性命，都交托到了对方的手上。

    深夜驱车，巧妙转移

    在那个万籁俱静的晚上，陈亦侯和自己贴身的司机一起，把装有金编钟的木箱装到自己的车上，然后亲自押车驶进夜幕中。

    在70年前的天津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出从法租界的盐业银行，到相邻的英租界的四行储蓄会，大约只有三百米的距离。但一贯办事谨慎的陈亦侯为了掩人耳目，让司机沿着法租界的边缘，绕了一个大圈子，一直开到当时电网外的佟楼，在佟楼那里掉头，再沿马场道回到英租界，这样三百米的距离，就整整绕行了二十多公里，才敢真正开回四行储蓄会。而在四行储蓄会楼前，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胡仲文带着一个亲信工友默默地迎接了他们。一行四人将金编钟放在四行储蓄会后面转楼梯下面的一个小库房里。接着，借口时局不好要储存一些煤，陈亦侯又是开滦矿务局的董事，所以就跟开滦矿务局要了一批煤，把这个库房整个地装进了煤。

    险状频出，守口如瓶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驻天津日军先后占领了英、法、意租界，陈亦侯预感的危险变为现实。

    日本人邀请他去宪兵队参观，与此同时，日军派出大批军警直扑盐业银行，以寻找适合防空的地下室为名，径直来到盐业银行的地下库房。不仅对库房内的物品进行了搜查，还对地下库房的房间墙壁，进行了仔细的丈量，最终发现了库房里的夹墙暗室。幸好金编钟早已转移，日本人一无所获，就把陈亦侯放了。

    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此时以抗日功臣自居的国民党政府马上向全国各大城市派出军队，同时也派出各路接收大员，到占领区劫收钱财。孔祥熙就任财政总长，来到天津，让随行的秘书去拜访陈亦侯。

    据陈骧龙回忆，这个秘书，是我父亲当初在译学馆的一个同学。他来看我父亲，探询金编钟的下落。于是，我父亲大怒说，这件事你去问吴鼎昌。估计他也不敢去问，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1945年底，军统局长戴笠来到天津，在睦南道的一栋小楼里策划恢复、重建天津的特务组织。一向嗅觉灵敏的他，也嗅到了金编钟的气息，闻风找到了陈亦侯。

    据陈亦侯之妻回忆，当时戴笠找到陈亦侯，问他金编钟的下落。陈亦侯说，我没有。戴笠问，你搁在哪儿了?陈亦侯说，我搁在哪儿，你去找吧。大家都知道陈亦侯把金编钟搁在地窖里。于是戴笠去搜，地窖里并没有搜到。

    1946年，戴笠又一次来到天津，此时有人递上一封诬告信，称陈亦侯是汉奸，家中藏有金编钟是敌产。这一次戴笠将此信交给了天津警察局长李汉元，让他去抓陈亦侯。

    陈亦侯为何不把金编钟交给国民政府，而李汉元又为什么不抓陈亦侯呢?

    原来，在抵押给盐业银行的这批东西里头，有册封皇后用的纯金金册。可这些金册在流转的过程当中，被当时的一些人化成金条了。所以金编钟交出去会不会也难逃化成金条的命运，陈亦侯心里没底，况且陈亦侯是李汉元的救命恩人，李汉元不会去抓他。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飞机撞山失事，葬身火海，此事也就再无人过问，不了了之。

    金编钟又逃过一劫。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的“劫收大员”到了天津，曾经宣布凡是举报隐藏金银财宝的，事成后可以提取70%的奖金。陈骧龙回忆道，我父亲曾对我们说，如果当时和他一起密藏金编钟的杨兰波司机和徐祥工友举报的话，他们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父亲说，真正值得钦佩和称赞的，是他们二位，那才是真正的好汉。

    曙光初照，国宝重归

    1949年1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29个小时的战斗，全歼守敌，解放了天津城。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成立了人民政府，同时成立了军管会。1月18日，胡仲文就把金编钟和故宫珍宝的清单，交到了军管会的金融管理处。

    在胡仲文上交给军管会金融管理处的这份故宫珍宝的清单上，16只金编钟列在首页，上面详细记载着每只金编钟的含金重量和名称。当年典卖出宫的珍宝共四千多件，其中有两千余件在流离失所中遗失或被经手人拐卖出国，唯有经陈亦侯和胡仲文保护下来的金编钟等珍宝重新回到了故宫的怀抱。1954年，金编钟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向公众展出。（摘自《见证亲历》王燕主编 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