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常情判断，假如刘纪文真的和宋美龄有过一段恋情的话，刘纪文怎么会有面子在这样的大庭广众面前，脸不红气不喘地作什么“报告”？一个情场败将会心甘自我堕落如是？这又是一个指刘宋夙有情愫之流言不近情理的间接证据.

    其一，据香港波文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的记载，“刘纪文，广东东莞人，日本及英国留学生，历任广东金库监理、广州市审计处长、陆军部军需司长、大元帅府审计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长、南京特别市市长、江海关监督、国民党三届中执委、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国大’代表、‘总统府’国策顾问，死于1957年4月13日。”(香港波文书局《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以刘纪文这样的背景资历，如果他真是当年宋美龄的意中人的话，还何劳蒋介石去作什么调查，恐怕早就是上海报纸津津乐道的话题了，更何况，根据刘纪文的生平资历，青少年时代可说都一直跟着孙中山搞革命，这样有名望的人，蒋介石如此孤陋寡闻，还要请包打听去查访，如此，蒋介石未免也太逊了点吧！

    因此，可以说明陈廷一书中所作的这段叙述，存在着很大的疑点有待澄清。或许有人会说，那这样的证据又何以说明刘纪文不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呢？没错，但是，我们不妨来翻翻当年的报纸，又可以从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这可以作为笔者反对指称刘纪文和宋美龄有任何情爱关系的旁证。

　  比如，1927年10月5日上海的《时报》有报道指出：“蒋介石于去年7月9日在广州东校场任北伐军总司令，出师之前夕，政府当道，盛筵为蒋介石送行，同桌中有宋美龄女士在，蒋一见之，遂属意焉，以后虽在戎马倥偬之际，每不能忘。”这段文字说明蒋介石某次邂逅宋美龄的场合，以及蒋介石追求宋美龄的客观情况。报道接着指出：“当9月下旬，宋子文来日，先至云仙，继到神户……时蒋已经下野，忽闻宋家人之后亦来云仙，9月28日，蒋偕参谋长张群、南京市长刘文岛……”

    (笔者按：此处应为刘纪文之误，因为当时的南京市长确为刘纪文，而非刘文岛氏，按刘纪文是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日文能力应当不错，这是蒋介石要他陪同去日本的主因，刘为文臣，而张群为日本陆军学校毕业，为蒋介石之武将，可说十分妥当的出访幕僚搭配。)秘书陈舜寿，并卫兵5名，在沪秘密上船，送行者只日本领事清水氏一人而已，日本驻沪记者非常注意，大阪朝日、每日驻沪记者，均随之出发……盖蒋是中国近代伟人，其一举一动，极为世人注目，何况闻其又有一段姻缘，更足供新闻资料也。”

    报道又指出蒋介石在接受日本和中外记者访问时说：“余回顾过去一年间在战场上之光景，令人感慨无量，今日能优游于云仙快乐之乡，荡涤战尘，胸襟不觉一快，至于漫游欧美与否，现未决定，与宋女士结婚问题，今日亦不能对各位表白，请诸君推测可也。”

    据后来包括《宋家王朝》在内的书中都认为蒋介石这趟去日本，多半是为了去说服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以便让她的女儿嫁给他(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和当时国民党正在闹宁汉分裂有关)。

    明白乎此，就可以知晓，如果刘纪文和宋美龄已有情愫的话，为什么蒋介石还会带着刘纪文这个“情敌”，去日本洽谈自己和宋美龄之间的婚事，这简直是滑稽突兀。况且，就算蒋介石有这样的“雅量”，难道刘纪文就有这样的“雅兴”，为“情敌”铺婚礼的红地毯？这是相当值得推敲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