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初退居二线，福利待遇没变，去不去上班没人过问，比以前省心多了”，一位熟识多年的老朋友对记者说这番话时，语气中透出一种难隐的失落感。

 这位朋友今年50岁，因年龄原因，不得不从单位的副职，转任相应的非领导职务，成为单位三个副处级调研员之一。

 近年来，不少领导干部由于各种原因改任非领导职务的不在少数。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非领导职务层次在厅局级以下设置，享受相应级别和待遇，不具有行政领导职责。 记者调查发现，领导干部转为非领导职务后，有的能够继续坚守岗位，积极发挥余热。但也有不少由于单位疏于管理，致使其游离于管理之外，造成大量的人才浪费，加剧机关人浮于事，造成新的社会不公。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随着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机构改革的深化，转为非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的人数，还会越来越庞大。如何管理好、使用好这些“转非”干部，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转非”滥觞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领导职务与非领导职务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有实权有待遇，而后者没有实权，但享有相应的级别待遇。”

 从各地看，领导干部转任非领导职务，是一个普遍现象。这些未到退休年龄的领导干部，随着干部制度改革和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因年龄、身体、领导职数、岗位需求等因素，提前转任待遇相当的非领导职务。在这里，“转非”被视为一种照顾性政策。

 据记者了解，“转非”领导干部来源比较复杂，除原机关领导干部外，还有军转干部，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等机构的领导干部。

 值得警惕的是，这两年来，“转非”也成了一些“问题官员”的神秘去向。据报道，在“华南虎照事件”中，朱巨龙、孙承骞虽被免去省林业厅副厅长的职务，但却转为非领导职务，仍享受与副厅长同级别的待遇。

 因为干部太多，实职官位太少，加上“转非”承担了一些难以言表的功能，所以为了权衡关系，以至在岗位的设置上，很多地方不得不突破规定的比例限额。

 ■造成实质上的人才浪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人事领域改革取得很大成就，其中之一就是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退休制和任期制。

 “领导职务可转任非领导职务，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在领导职数有限的情况下，解决那些没有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的职级待遇”，李成言认为，“实施任期制，来自领导干部的阻力不小，‘转非’就成了领导干部退居二线的平稳出口。”

 从各地领导干部“转非”情况看，一般是厅级干部58岁“转非”、处级干部50岁出头“改非”、科级干部40多岁“转非”。这意味着，公务员在一定年龄还晋升不到相应级别，“转非”就成为必然选择。

 记者调查发现，在现行体制导向下，“转非”也产生了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尽管领导职务干部“转非”，为推动干部年轻化打开突破口，有助于完善干部任期制的实施环境，但客观上也收窄了基层非领导职务干部的晋升空间，导致相当多基层非领导职务干部工作上没有盼头，得过且过，降低了工作效率。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不少“转非”干部认为自己仍年富力强，希望能再继续承担一部分工作。其他干部针对“转非”领导干部人浮于事的状况，也普遍抱有不平衡的心理，认为“转非”领导干部可为他们分担更多的工作压力。

 据反映，“转非”也使一些能力强、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过早退出领导班子，而一些年轻干部刚进入领导班子，工作经验不足，一时难适应工作需要，削弱了领导班子的整体力量。

 ■折射“官本位”意识

 有受访专家认为，“转非”还是一种“官本位”的制度设计思路，即借机让他们流连于官场，享受官员福利和待遇，保持一种心理平衡。这种“转非”折射出“官本位”意识在社会生活中，仍有较深影响。

 当然，“转非”领导干部本身也存在不少思想上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实转虚”的领导失落感强，在工作中降低了标准，难以接受新的岗位和工作现实。

 记者调查发现，在收入、医疗、车辆等方面，“转非”领导干部基本能得到保障，但政治待遇却往往被忽视，比如该参加的会议不通知，该传达的文件不传达，常常被闲置一边，不管不问不安排。

 “因为在一些政治待遇上得不到落实，很多‘转非’领导干部从心理上有一种被排斥的感觉，特别是一些较高级别的领导，对政治待遇更加敏感、更加看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尹韵公认为，“其深层原因是党内及社会生活中，仍存在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

 “让这么多的官员，闲着却能坐享社会财富，其成因肯定不在个人，而是体制使然”，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告诉记者，“无论从社会和谐还是公正合理的角度看，都说不过去。”

 多位受访者都认为，我国对转任非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的管理，应出台具体的管理措施，并引入科学有效的竞争机制。“转非”既要达到精简人员、培养年轻干部的目的，又要避免出现人浮于事的现象，就须从主观上和客观上更新“官念”。而彻底打破待遇终身制，才是最终的治本之策。(记者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