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看到两条新闻，一是据《现代快报》报道：江苏盐城污染企业董事长被判投毒罪引发争议；二是《华西都市报》发布的消息称，因为成都醉驾者被判死刑案的被告孙伟铭辩护，庭审时两名女律师险挨打。显然，这两起重大公共事件凑到一起再合适不过了，审判相关犯罪嫌疑人所涉及的具体刑事领域自是有很大 的不同，其结果却一无例外地行以重典——说得更准确一点，是在舆论或称“民意”的推动下，重刑主义的取向惊人地一致。

　就私人情感来说，笔者不反对甚或赞同上述审判结果，不管环境污染还是交通危害，有太多触目惊心的例证早已表明我们的确是非得狠抓之而不可了。前者直接酿成了盐城“2?20”特大水污染案，约20万居民无水可用，时间长达66小时40分钟；后者则在无证驾驶、醉酒驾车、肇事逃逸的前提下，致以4死1伤的恶果，不同程度上都构成了对公共安全的侵犯。公众愤怒，法院重判，似乎一切都在情理之中。

　但与之相应不言自明的是，法并非私人情感而是社会公器，自是不能也不会全然不顾情理，可自始至终更应该完整地遵循的唯有自身公器之理：法理。在正常的情况下，秉承客观法理的法是无所谓轻重之分的，相反，一致性和确定性，是其最基本的追求。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唯有一致而确定，法才是公正的，才能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国民，方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言。而落于现实层面更重要的是，如果法不一致不确定，则包括执法取证、司法审判等在内的一系列环节本应的独立将无从说起。最终，“法非法，非法而法”(韩非子)。所以，于健全的法治社会，我们极少看到突然间变轻的法，更少看到因人因案制宜而重为之的法：因为不管是“变轻”还是“加重”，往往被视作公共权力对公共社会的法律挤压，诟病莫大。

　参照两案来看，我们所做的某种意义上或是恰为其反。一方面乐此不疲的重刑俨然很得“民意”的拥护。法，应该体现民意体现公众的意愿，这肯定没错。可是那般的近乎，以至于“同案不同判”，“民愤极大”成为了第一个案件量刑的尺度，则不能不令人为之深忧。另一方面诚如第二个案件所展现出的那样，公堂之上连辩方律师都会“险挨打”，我们还真想不出来法又能怎样地独立？而即便如此，更搞怪的还有：就是这样的“民意”，这样的不独立，这样的审判，这样的重典，竟也赢得了相当多的掌声，其中甚至不乏某些专家和法律人士将其张目为“司法创新”、“法意与民意的交集”的说词。是否有点夸张过头了呢？

　基于人治的社会背景，在本国历史上其实重刑主义一直都堪称“显学”，“重典治乱”，“乱世用重典”，“重罚之下，必有顺民”等云云向无断绝。再配以形形色色残酷至极的刑罚，为皇帝老儿“威慑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只是叫人没有想到，有了民权主导的法治之后倒也无妨它依旧畅销，这是法治的进步，还是对法治的嘲讽？至少从这种“法治”的身上我们实在看不出与“人治”能有多大的区别，有区别恐怕也就仅在于古今逼肖的“治”与“治者”谁穿了谁的马甲罢了。同样的根底，有重刑主义必然也有轻刑主义：我也觉得“恶棍”邓贵大死有余辜，但邓玉娇“有罪无罚”的怪异判法却未尝不同是法治的极度自渎，很像谁人突如其来的“赐免”。

　可以预见，在法治作为一种普遍的信仰被认可，统一的实践被执行之前，我们的刑仍将是或重或轻的——只要社会还在进步，一切皆以“民意”为出口的话。也可以预见，或重或轻的刑可以解恨解气甚至可以“解救”某公民，最终却解决不了实质的问题，而相关过程中被临时修改、人为发挥、看客下菜的“做法”，由之其本身却未尝不引导出一个荒诞无比的中国式问题：“法治”约等于“治法”。是以托重刑主义复兴的福，或有那么一天，我们只需要数一下“民意”的手指头就可以治一个“民愤极大”的人(譬如“范跑跑”)去死，腰斩赏目则腰斩，凌迟卖座则凌迟。然而，这样的“现代社会”、“公民社会”，尤其“法治社会”之“绝版雷人社会”，又果真是我们所期望的吗？一言以蔽之，无视法治原则，一味地以取悦、迎合“民意”为能事，其弊多多的重刑主义取向，当喊停。（司振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