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苏北地区的新四军部队为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线，获得各类重要的军需物品，收集情报，安全护送来往干部，在上海与新四军部队之间秘密建立了多条地下交通线，电影及电视连续剧《51号兵站》就是当年秘密交通线的生动写照。在这几条地下交通线中，有一条是在浦东的高桥、高东地区，因而被称之为浦东的“51号兵站”。

 浦东“51号兵站”的组建及形成条件

浦东的新四军地下交通线始建于1942年春，是由新四军陶勇旅长，江防团汤景延团长、吕炳奎政委、孙更舵参谋长，一师采购科长张渭清等领导亲自策划，由江防团钱副官、周显才、吴明义等同志实施后逐步建立起来的。

张渭清、周显才等同志通过商业交往中熟识的浦东高桥籍人士王斗甫、王申甫兄弟和徐家善、赵树华等同志，先后在高桥镇开设了“伟泰什粮行”，在徐路镇（现为浦东高东镇）开设了“信丰油行”，加上王氏兄弟在浦西蓬莱路开设的照相馆，以及通过赵树华的关系掌握的五号沟码头（现高东地区），成功地组成了一条秘密的地下交通线。这条地下交通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苏北地区的新四军、解放军采购输送了子弹、汽油、收发报机、西药、颜料、望远镜等大量军用物资，以及建立兵工厂所需的铣床、刨床、车床、钻床等设备。同时，护送上海的知识青年到苏北根据地；吴明义、方国锋、郭希伟等领导同志也是通过这条交通线从苏北到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

新四军之所以能在浦东高桥地区秘密建立这条地下交通线，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

一是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有一批敢于为抗日冒风险的热血青年。高桥镇的前身清浦镇，历史上曾是一个繁荣的商贸古镇。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起，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连续三年遭倭寇入侵，古镇百姓被烧杀抢掠，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明永乐和万历年间，明廷先后在高桥建筑“宝山”和宝山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清廷又在高桥重建宝山城，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抵御倭寇的入侵。可以讲，高桥人民历来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抗日战争爆发后，更有一批敢于为抗日冒风险的热血青年，这是新四军组建地下交通线不可缺少的群众基础。

二是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有一群熟悉海上运输的“小老大”。高桥地处浦东东北角，一边是黄浦江汇入长江的吴淞口，另一边是长江入海口。区内有密布的河道及横贯东西的陆上公路，有多处可供货船进出的码头，这是高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高桥历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水上运输集散地，被称为沙船之乡。元代开创我国海运史的张瑄，就是高桥人，因组织海运有功，曾多次受到元廷的奖赏。由于高桥地区有悠久的海运、河运历史，因此当地有一群熟悉水上运输，尤其海上运输的“小老大”，能驾船驭海，这是组建地下交通线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是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因而对地下交通线的活动起了较好的掩护作用。1936年4月，上海地下党组织根据党的《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精神，特别成立了帮会工作委员会，不仅向众多的帮会组织发出团结抗日的呼吁，而且成功地团结了帮会首领杜月笙，并得到了他们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有力支持。浦东高桥是杜的家乡，上海杜公馆总管万墨林不仅是杜的同乡，其母亲还是杜月笙的姑母。新四军派往浦东高桥地区的干部，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把杜月笙在家乡的门生作为一支特殊势力，使帮会组织对地下交通线的活动起了重要的掩护作用。而离五号沟码头不远处的曹路镇，是以土匪头子张阿六为司令的“忠义救国军”司令部。抗战期间的张阿六也投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内部一些积极支持抗战的成员，不仅为地下交通线出了力，如码头物资的装运、路上车辆的护送、被捕人员的营救，还成功地营救了被日军炮火击中后跳伞的美军飞虎队飞行员。20年后，正是由于这个当年获救的美军飞行员的帮助，张阿六拿到了定居美国的绿卡。而60年后的2005年8月，一批当年参与中国抗战现仍健在的飞虎队飞行员，到上海参加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活动时，与当年参与营救的两位浦东代表共叙旧情，体现了中美人民间的友好关系、血肉情谊。

从“小老大”到受人尊敬的政协专员

上海解放后，当年参与策划、组建浦东高桥地区地下交通线的一些领导被安排在上海地区工作。陶勇旅长被任命为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司令部就设在上海。张渭清担任了东海舰队后勤部长，吴明义到福建三明市任副市长，吕炳奎担任了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孙更舵担任了上海市经委主任，周显才营长被任命为上海市公安局刑事科科长。江防团汤景延团长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光荣牺牲。王斗甫同志在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现已离休。

解放初期，王申甫等“小老大”在老领导张渭清同志的陪同下，多次受到张爱萍等领导的接见。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由于“小老大”们的特殊经历，尤其是当年往苏北运送军用物资的过程中，与日本人、土匪部队、国民党部队、帮会组织都打过交道，因而遭到不公正待遇，受了委屈，经受了人生坎坷，有的被判刑坐牢，有的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但他们坚信，是非曲直总有一天会得到澄清。粉碎“四人帮”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光辉的照耀下，经国防部长张爱萍的直接关心，通过拨乱反正，“小老大”们的问题终于得到平反纠正。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们。1984年，经川沙县委统战部报请市委统战部，批准“小老大”中3位有特殊贡献的党外人士为政协专员。他们是：

徐家善（1921～1994），浦东高桥镇人。1942年春，徐在经商过程中结识了新四军干部周显才，开始参与地下交通线的抗日工作，不仅往苏北根据地运送了大量军需物资，还协助党组织在高桥地区组建了2个秘密联络点。1947年，他在为解放军运送子弹时不幸被捕。徐家善同志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被送往解放区避难。解放后被错判10年徒刑，刑满释放后长期戴上“坏分子”帽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

王申甫（1919～），浦东高南乡（现为高桥镇）人。1943年与其兄王斗甫经营照相馆时，认识了地下党员张渭清，开始投入地下交通线的抗日工作。经组织研究，王申甫化名“王洁”任海外贸易公司采购员，为新四军、解放军采购并运送了大量军用物质。同时，协助党组织组建了五号沟码头联络站。1948年往苏北运送印钞纸返回途中，在海上被国民党巡逻船发现。审讯时王申甫同志经受了严刑拷打。后经地下党营救。获救后王申甫同志返回解放区，又完成了往上海江南造船厂、伪警察分局等单位递送机密文件的任务。解放后曾蒙受委屈，被戴上“坏分子”帽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

赵树华（1919～1992），浦东高东镇人。在参与新四军地下交通线的抗日斗争中，按组织安排，担任了徐路乡伪副乡长。其间通过各种关系协助新四军在徐路地区的五号沟码头组建了联络站，使来往苏北的货船比较顺利地进出码头。1948年与王申甫往苏北运送印钞纸返回途中，同时被国民党抓捕，审讯时经受了生死考验。获救后与王申甫同返解放区，又一起执行了递送机密文件的任务。解放后被判管制4年，1958年又被判刑10年，遣青海劳动。期满又留场10年，到1979年才得以回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3年春经张爱萍部长批示“赵树华等同志是人民的功臣，不是反革命！为何至今没有平反？请上海市委认真复查！”才彻底平反。

不能忘记抗战历史珍贵史料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抗日战争已过去70多年，亲历者和见证者越来越少了，但历史不能忘记。用浦东“51号兵站”等珍贵史料在区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大多数没有亲身经历这场战争的人，认识历史的陈迹，汲取历史的营养，从而懂得过去，把握现实，更好地参与浦东的开发建设。2007年8月份，我在高东镇讲述“抗战时期的浦东”时，两位中年听众会后对我说：“我们是个土生土长的高东人，可今天才知道我们这里有过一位‘小老大’，第一次听说五号沟曾建立过新四军秘密联络站，也没有听说过这一带曾救过一个美军飞行员。”除了“51号兵站”的抗战史实外，浦东地区还有很多珍贵的史料，可以用作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如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在浦东英勇抗击日寇的故事，长期战斗在敌后的新四军淞沪支队（浦东支队）的故事，抗日救亡运动中浦东同乡会的故事，浦东三林村民用鲜血和生命勇救美军飞行员的故事，“浦东游击队”智炸日军大场机场的故事，我国唯一一位健在且全过程参加东京审判的高文彬教授的故事……这么多珍贵的史料，是浦东难得的精神财富，可用以开展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这对于进一步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凝聚各方力量，更好地为浦东的开发开放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