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高文华接替朱理治，担任了河北省委书记。6月，原来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孔原同志奉调离开天津，高文华又接替了北方局书记的职务。当时的河北省委与北方局是“一套人马，两个机构”。由于河北省委一连遭到几次大的破坏，1935年又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所以，在高文华主持工作期间，河北省委一度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高文华在回忆当时的工作时，讲了很感人的一件事：

　“孔原同志走了以后，我们遇到了两大困难:一是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二是党的活动经费异常紧张。为了渡过难关，我们一面紧缩机关开支，下乡斗地主，搞粮食；一面由王林、赵升阳在北平、天津发起募捐，但经费仍然很紧张。

　当时，我的公开身份是买卖人，患着肺结核，经常吐血。我爱人贾琏负责省委的交通和财务工作。她处处精打细算，尽量节省党内开支，对家庭生活的安排，更是克勤克俭。每顿饭她总是把窝头让给我先吃，她跟孩子只喝点儿棒子面糊糊。天下的父母，哪有不疼爱自己的孩子的呢?当时我的大女儿仅十一、二岁，三女儿才七、八岁，正是长身体的时期；而我的爱人，又正带着我那个出生四个月，还在吃奶的儿子东光，我怎么能不顾及他们呢？每顿饭有数的几个窝头，总是在推让下进肚子。贾琏由于营养不良，奶水很少，孩子常常饿得直哭。那年又赶上灾年，蝗虫遍地。饥饿难忍的灾民便捕蝗虫充饥。我的两个女儿也经常到楼房周围、马路两旁的大树下捉些蝗虫，偷偷拿回家，背着我们烧着吃。有一次，被她妈妈发现了，她妈妈上去揪住三女儿，不由分说地打了一通。一边打，一边冲着大女儿说：“你已是十多岁的孩子了，应该懂事了！象我们这样的人家，能吃这个东西吗？！”两个孩子感到受了极大的委屈，说：“我饿，我饿……我就是饿嘛！你给我吃的，给我吃的呀……”这哭声、喊声，好似钢针，刺痛着做妈妈的心。贾琏再也忍不住了，难过地把孩子搂在怀里。

　在那时，得了肺结核，就等于宣判了死刑。贾琏每天给我冲盐水喝，但盐水是难以根除结核菌的。她见我一天天地消瘦，还要不停地在外边为党的事业奔波，便想把在屋墙上挂了很久的半斤猪肉取下来，做点肉腥的菜为我补养身体。可是，我怎能允许她这样做呢？那刀肉，是放在那儿装门面的，一旦吃掉了，左右邻居谁还相信我们是买卖人呢？

　尽管同志们都做了最大的努力，经费紧张局面不但没有改变，反而一天比一天严重。房东频繁催要租金，交通员难以派出，同志们饭食朝不保夕……这极大地影响着党的工作的进展。所有这些，贾琏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她反复琢磨，有什么法子能弄到钱呢？她产生了用自己的孩子换钱的念头。那个年月，女孩子卖不了几个钱，而且卖出去后难免落入火坑。于是她的主意落到儿子身上。早在1931年3月，贾琏在上海沪西区纱厂搞工人运动时，因生活所迫和便于工作，我们已卖过儿子。那是我的第一个儿子，他刚刚出生三个星期，她就主动提出要我把孩子送给了“育婴堂”。两个月后，贾琏从床铺下发现了一些铜板，问我是哪里来的？当她得知这就是卖孩子的钱时，伤心地痛哭了一场。她跑到“育婴堂”想看一眼儿子，对方告诉说，孩子送去的第二天就死了。这给贾琏心灵上留下了极大的创伤。这第二个儿子，也是我们的唯一的儿子，眼下又要丢掉，旧景新情交织在一起，撞击着做父母的心怀。贾琏抱起可爱的儿子，象是第一次见到似的，看了又看，亲了又亲，泪珠簌簌地落到了儿子的小脸蛋上。但考虑到不赶快弄点儿经费回来，省委机关的同志连生活都难维持下去；即便儿子留在身边，也没有养活的条件。于是便毅然地拿定主意，求王林同志寻找买主，将孩子送给唐山的一位妇女。这位妇女叫贾琏立了字据，划了押，给了五十光洋。这五十光洋，整整维持了省委机关三个月的生活费用。直到1936年4月，刘少奇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名义来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时，这种经济拮据的状况，才得以缓解。

　　根据高文华同志的《抗战前夕的河北省委》一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