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德、马普安是按照80年代罗开富走的路线
李爱德、马普安走的并不是真正的长征路线，而是1984年10月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走的路线。罗开富独自一人重走长征路，不仅是发扬红军长征精神，更主要是宣传红军精神，报道长征路上50年来发生的变化，报道长征路上80年代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以进行今昔对比。这个长征路是广义的，包括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地区，所以一路上他除走红军长征经过的一些地方外，也要到矿山、桥梁、圩场，到有新闻的地方。他不能完全按照当年红军的路线走，更不能走最远的路线。特别受当时通讯设备的限制，为了每天发稿，他必须到有邮电局的地方发电报，打长途电话。而有邮局的地方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地方、交通比较方便。为此他曾经在信丰县城、大余县城、南雄市等县城住宿、写稿、发稿。368天，他每天走70里路，每天写一篇稿件，共在报上发表30万字，影响很大。后汇编出书，因年代较近比较容易找到。后来不少人再走长征路就根据罗开富书中记载的路线走。
从李爱德、马普安手绘地图中可以看出他们也曾在信丰县城、大余县城、南雄市住宿。而这三个县城，当年红军为了尽快行军，避免伤亡，没有打开县城，更没有在县城内停留。红军不仅没有在这三个县城里停留，在长征路上，红军基本没有进过县城。
就是按照罗开富的路线走，李爱德、马普安也只能比罗开富走得少，走得容易。因为这2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20年，这些地方交通发展很快，修了很多很好的公路，大大缩短了路程。
四渡赤水，红军走了3945里，李爱德、马普安只走1866里
红军四渡赤水，从1935年1月中旬到4月初南渡乌江，在贵州、四川、云南的边界转了三个月,走了110个地方，而李爱德、马普安只走了44个地方。他们与红军所走的路线只有遵义、桐梓、良村、土城、叙永（永宁）、金鹅、大坝、威信（扎西）、回龙场、遵义、桐梓、长干山、茅台等十几地是相同的。当年红军没有打开贵阳，更没有在贵阳停留。因蒋介石正在贵阳指挥作战，红军避实就虚，绕城南下。而李爱德、马普安却在贵阳停留了。
红军攻永宁（叙永）不克后转向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的地方，周恩来叫做鸡呜三省。
从一览表中看，红军到达威信前经过雄关、西河崖。廉臣（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描述：“绕过川黔边沿赤水河上游西走，经过许多小路，为赤军西行以来湘黔两省从未经过之小路，尤以两合隘（岩）为最险要。由两合隘（岩）进威信县为三十里，两边削壁中有水沟，一边山崖上凿一人行道而通过，只要道路破坏五尺，军队即无法通过。”
这些地方李爱德、马普安都没有走到。
正因为他们经过的地方大大少于红军，所以他们所走的路程也大大少于红军。红军从遵义四渡赤水到乌江共走3945里。李爱德、马普安从遵义在贵州、四川、云南转了一圈到两河口（两河口在乌江北一二百里）共走1866里。
在贵州，马普安连连生病，只能休息，休息10天也无济于事。李爱德无奈地说：“新长征就这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进行着。”
另外，有许多地方没有开发，或是没有公路的穷乡僻壤，或是军事区域，或是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区，一般人都难以进去，更何况像李爱德、马普安这样的外国人。我们不能责怪这两个勇敢的年青人。
红军过了大渡河，经过泡通岗，李爱德、马普安却走的是另外一条近路
红军过了大渡河，在泡通岗（抱桐岗）穿越原始森林，没有路，不见天日，又遇大雨，十八里高的山顶竞走了两天，夜晚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当时任副主席的周恩来只能站着倚着树睡觉。泡通岗给红军长征的同志留下深刻的印象，黄镇特别作画，起名为《老林之夜》。
现在森林面积缩小，有的地方因开矿变为光山秃岭，大路朝天，公路自然不像羊肠小道那样蜿蜒曲折，平且直。泡通岗位于四川省荥经县三合乡与新建乡之间，中国人类生态学会秘书长张小艾博士、以色列老战士、著名摄影家武大卫先生，从三合建政村的飘水顶徒步而行。由老乡在前面开路，走了十几小时，才走出森林。
陪同他们的四川荥经县干部周安勇这样写道：
到山顶尚有小路可通，但道路十分艰难，平缓处几乎都是沼泽，一脚下去，脚入烂泥，拔出了腿却丢了鞋，不到5公里的路走了近三个小时，每个人都成了泥人。
下山几乎没有路，我们一行人在向导的带领下沿着野牛、山羊踏出的路小心前行，望着脚下万丈深渊，听着隆隆的水声，脚不停地打颤，向导告诫大家千万不要看脚下，只能专心向前走。走过绝壁，进入牛井，周围因野牛、野山羊的践踏，寸草不生，全是齐膝的烂泥，大家只好脱了鞋子在烂泥中跋涉。走出这段泥地，进入原生林，这片原生林树木不多，主要是密密的箭竹，竹子上长着一圈圈的刺。向导在前砍出一条窄窄的路引，我们在后面小心翼翼地往前，一不小心就被划着，没走多远，大家的手上已是伤痕累累。
走出密林，找到小道后，几乎就是在河沟里穿行，石头上长着很多青苔，一不小心就跌入水中，变成“落汤鸡”。不断的跌入水中，又爬上来，蚂蟥又多，人的精神高度紧张，可又必须咬牙坚持，拖着疲惫的身体前行，偏偏天公又不作美，到下午七时左右又下起了雨，大家浑身湿透。就这样在又饥、又冷、又累的状态中，我们艰难跋涉了十几个小时，终于翻越了泡通岗，到山下时，所有的人都说“来不起了”。
李爱德、马普安根本没有到荥经县的泡通岗（抱桐岗），而是走的二郎山。这是九军团的路线。1935年3月27日，红军南渡乌江前，中央命令九军团暂留江北，“伪装主力活动”，掩护主力南下。此后九军团在贵州、云南、四川三省独立行军、作战。九军团从云南巧家渡过金沙江。中央让他们与红三军团围攻天全，九军团轻装前进。中央红军为了避开敌人主力，过了泸定桥后，掉头南下，军委纵队经泸定、汉源、荥经三县交界的飞越岭再折回往北，经泡通岗去天全。野战部队为掩护中央，往南、往东南移动的更远后才折回往北去天全。而红九军团是过泸定桥后，向北直奔天全。这条路比中央红军走的路起码近一半。建国后建成川藏线，红九军团翻越二郎山的古道废弃不用，从而消失。罗开富、李爱德、马普安全是走川藏线，自然不可能品尝当年红九军团的艰苦。
李爱德、马普安过草地时发现与红军回忆的情景大不相同
过雪山、草地，是红军长征路上最危险、最艰难的路程，要和恶劣的自然作斗争，要和饥饿作斗争。由于岁月苍桑，斗转星移，气候发生很大的变化，李爱德、马普安看到的雪山是什么样呢？他们写道：“今天，让红军吃尽苦头的大雪山却郁郁葱葱，温暖惬意，沐浴在阳光中。云彩时而在我们的路上洒下凉爽的影子。”相隔68年，境遇完全不一样。红军走了420里，李爱德、马普安走了350里。距离相差不多，但是情况发生很大变化。
李爱德、马普安发现：“这里的草地不是我们在书上看到的那样，也不是老红军讲的那样。出于研究的目的，我们在沼泽的边缘进行了试验，然后就跟着邱嘎尔（向导）向后绕来绕去，他的马有寻找结实地面的本能。牦牛也是找路的高手，从来不往沼泽里走。”向导告诉他们：“那时（红军长征）没有人住在这儿，但草地很早以前就干了，然后就有牧民来这儿住。”
毛泽东说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1935年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毛泽东根据什么说红一方面军长征有二万余里？他是怎么算出来的？
老红军李中权将军回忆，1937年他在抗大学习时，亲自听毛泽东在大会上讲的。毛泽东的算法是从1934年10月出发到1935年10月结束，以每天走70里，共25550里，略为二万五千里。
毛泽东在长征中并不是天天行军。如红军1月7日占领遵义，中央在此停了12天。红军7月底到达四川松潘，到8月底才离开，北上过草地，停留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是两次大的停留，仅这两次有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对此是很清楚的，他为什么计算里程时没有将此天数扣除呢？因为他知道中央机关是红军中走路最少的单位。作战部队除行军外还要打仗，打仗要占领有利的地形，更多地消灭敌人，就要不断奔袭、迂回。作战部队走的路常常是机关、后勤部队的几倍。
仅举几个例子。
红军为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三军团四师和先头部队十一团占领古陂圩后，敌人撤退逃跑，十一团和十二团乘胜追击，张爱萍回忆：“敌人不顾命地逃跑着，我们也不顾一切地猛勇跟着追。” “一口气追了七十余里，终于追到安息圩。”敌人缴械后，他们再返回追红军大部队，一去一回起码140里。
红军渡过江河天险，常常是派几支部队同时行动，分别抢夺几个渡口。如过金沙江时，刘伯承率干部团一个营夺得绞平渡。同时一军团占领鲁车渡，三军团夺取洪门渡。绞平渡渡口比较平稳，中央决定由此渡河，三军团从洪门渡赶到绞平渡，张爱萍渡过金沙江后，受令率一个营到鲁车渡、龙街接应一军团的同志。部队下午出发，天渐渐黑了。张爱萍写道：“倾盆大雨天黑无光，四周黑暗得咫尺不可见。大雨后路更加泥滑了，人们还是一个跟随一个，后面的猜摸着走前面的人的脚步，不停息地在前进。”“八个山都上去，又来一个重叠的山。”天黑，还要爬没有路的峭壁，“硬爬上去，轻机关枪背在身上，枪一律大背起，无线电和行李用绳子吊上去，骡马丢掉！”差不多费了两个小时时间爬上去了！半夜12点终于到了鲁车渡。敌人为防止红军渡江，将所有的船打毁，只留一只小船，停在悬岸的石壁下。水流湍急，王排长将刺刀绑在头上，当泅到离船一丈远的地方，将刀戳在石壁的裂隙中，一步一步向上移动，终于爬上船。一军团一部份同志靠这只小船渡过了金沙江。张爱萍率领的这支部队就将金沙江的三个渡口都走到了。
十一团之侦察排和二营在完成鲁车渡接应一军团之任务后，又接到军委电令：经姜驿到达龙街对岸，阻止云南之敌。部队在龙街阻击敌人三天。这时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后，阻击任务完成，急行军240里赶赴会理，追赶大部队。为此两次翻越火焰山。
为了强渡大渡河，军委派刘伯承为先遣司令，夺取安顺场。为了迷惑敌人，同时派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率红一军团第一团、红三军团十一团到大树堡佯攻，并广为散布红军由此强渡，攻打富林（汉源）、雅安、成都。这一招果然见效。红军主力占领安顺场、泸定桥，顺利渡过大渡河。在大树堡佯攻的部队急行军二百多里追赶主力。
再如，一、四方面军在小金川两河口会师后，为了保证安全，五军团回师宝兴。黄镇回忆：“这一段路已经在邛崃山脉里，两边的高山，沿河崎岖的小路，铁索桥……难走。走了一天，又要转回宝兴，要继续阻击敌人的前进，争取使我们两个方面军大会合的地区更加扩大。前进我们高兴，向后转我们也高兴。吃了早饭，一口气走了四十多里。”
红军在松潘毛儿盖地区停留一个月，中央在沙窝召开会议，但是部队一直在运动。为了准备过没有人烟的草地，组织筹粮委员会，到各地筹粮。有的从芦花沿黑水河东下，走了三天才到瓦布梁子，有的走三天到波萝子，筹到粮食组织藏民运回芦花。筹粮是政治部同志的任务，作战部队更加辛苦，一部向松潘进军。因部队过于疲劳，缺粮少吃，忍饥挨饿，体力不支，部队没有到达松潘，半途而返。
长征的艰苦程度是旷世未有，而野战部队走的路程和艰苦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斯诺和索尔兹伯里都有类似的论述。
部队的这些行动都是奉军委之令，毛泽东对此一清二楚。他知道在中央停留时，作战部队一直在运动，作战部队行军的里数路线远远超过中央直属队。所以他在计算红军长征里数时，没有扣除中央机关停留的时间。
最早进入陕北的斯诺，1936年秋采访了许多长征干部，看到《红军第一军团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他说：“红军自己普通总是说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实连所有的转折和走回头路都算起来，从福建最远的一点到陕西的西北隅，长征军中的某一些部队所走的路程无疑地要超过上述的数字。照第一军团所记的一个准确的，一段一段的旅程记，显示了全部路程两倍于美国大陆的宽度——而且这还是主力行军中的最小的里程。我们必须记着，在全部旅程中，都是步行的，他们这样地跨过了世界最难走的通道，爬越了几个最高的山岭，横渡了亚洲最大的河流，而且从头到底就是一个长久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