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桂芳

　8月17日，昆明市公安局与昆明市检察院联合在昆明市公安局召开有关“发烧死”的调查发布会，称王树坤致死原因是重症肺炎导致呼吸衰竭死亡。

　显然，这算是一个“权威”的结论。可是，不出意料，网络舆论还是很不满意。这未免让官方有一点委屈与牢骚：我们为什么老是不被信任？

　这样的例子已经不新鲜。比如杭州马芳芳事件中，多少人在问“关键的29秒视频哪里去了”？我在想，即便这关键的29秒视频清晰无误地呈现在公众眼前，我们肯定还会找到另外的细节，提出另外的疑问。这种质疑，是对权力不信任的一种惯性。它早在周老虎事件上就有了启蒙，然后在邓玉娇案、河南灵宝王帅案、杭州飙车案等公共事件上迂回成长。

　有人说这是官民互动中的隔膜，有人说这是政府信用堪虞的表现。总之，就是彼此瞧着不顺眼。按照这个逻辑，这些不信任是恶意的，是破坏的，是敌视性的。也正基于这种“共识”，不少地方政府在处理公共事件的时候，都忧心忡忡地认定它属于“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所为。及至后来，我们发现这种不信任具有典型的四个特征：一是有理有节，尽管有情绪化表现，却更重视实证与理性；二是这种不信任不具破坏性与煽动性，就事论事，有时反倒能为职能部门提供思路与参考；三是怀疑本身也具有批判精神，既批判公权作为，也批判怀疑本身；四是不信任并不是个别人的反应，而是成长起来的公民社会的群体表达，是知情权与监督权的一种诉求。

　不久前，众声喧哗的张礼礤事件终因新华社的一篇记者专访戛然而止，专家忙不迭地替网友脸红，反思这种不信任的“可笑”与“荒唐”，进而反思网友的集体性怀疑与批判精神，叫嚣着等待相信张礼礤即为胡斌替身的人们道歉。我却在想，大家为什么要怀疑呢？怀疑本身增进还是破坏了公共利益？怀疑错误的代价比事实错漏的代价还大吗？如果没有民间的怀疑，事发后各人自扫门前雪，七十码会不会就此绝尘而去？民间的错误质疑与职能部门的荒唐言行，究竟哪个更值得反思？

　有一个常识需要我们记取：有思考才有怀疑，有责任才会去怀疑，有利益关联才值得怀疑。只要是善意的，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并不可怕，更不可笑。这不是需要宽容的事情，而是应被尊重和保护的权利。按照契约理论，公众与政府间关系是基于行政权的运行而达成的政治委托代理关系。公众是行政权委托人，政府是行政权代理人。权力的运行可能会逐利，可能会寻租，可能会懈惰，所以，需要一种合理的不信任来约束权力、规范权力。事实也是如此，新闻发言人制度、网络发言人实践，某种意义上说，不是被谣言逼出来的，而是被沟通不善后被放大的不信任感催生出来的。

　因为不信任，所以才要赢得民众的信任，构建对话平台，透明行政作为，扩大公民参与，以此达成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但是，任何一项制度都无法抵达完美，而民众的智慧与能力又在不断进步着，因此，不信任必然是普遍的。它不是无端怀疑，也不是恶意诽谤，而是民智民情对公权效率与公平的一种促进，是和谐社会的正常状态。珍视怀疑或不信任的价值，是社会了不起的一个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