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调到少奇同志办公室工作不久，很快就随少奇同志投入到非常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去。

在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决定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确定了以少奇同志为首的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班子。不久，这个班子就开始工作了，而其中最忙、责任最大、担子最重的自然是少奇同志。

他在着手起草报告期间，那本来就没有规律的生活就更被打乱了。他博览了各种有关的资料，找了许多有关的人士谈话，征求意见，进行调查研究。据我们的工作日记记载，他约请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谈话先后达几十人次。动笔以后，他的身心简直就是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连轴转。那时，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他能吃好、睡好，但是在他开动了脑筋，把身心全部投入到写作中去的时候，即使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早已摆好，甚至热了又热，即使明明知道他已很长时间没有合一下眼皮，该休息片刻了，但谁也不敢去打扰他。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他的思想、他的智慧、他的情感已全部凝聚于笔端，全部倾注于政治报告的起草之中。我们谁还敢、而且谁还忍心去打断他那像黄河一泻千里、奔腾不息的思绪！每当这时，我们只能把对他身体的担心变成一种祈祷，由衷地祝愿他身心永远那样健康，精力永远那样充沛！

在这期间，我们工作人员的精神也很紧张，只要少奇同志在办公室里，我们就不能离开。吃饭时，互相从食堂带点来；解手时，得来回小跑。他写出几页，就叫我马上送到机要室打印。他习惯随写、随修改、随打印，然后再作修改。一个问题或一个章节写完后，还要随时送给毛主席审阅。

当时，少奇同志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周总理负责起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同志负责起草《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所以在此期间，他们互相来往较多。他们经常互相提供材料、交流思想。有时碰头开个小会，有时通电话谈个问题，通报点情况。

特别是周总理，他的作息时间和少奇同志比较一致，所以经常午夜两三点钟以后还打来电话，问我们少奇同志休息了没有。有一次两点多钟，总理打电话问：“少奇同志还在办公室吗？”我回答：“他刚进卧室。”总理知道少奇同志进卧室后有坐在床上继续看东西的习惯，便对我说：“我和富春同志马上去一下。”我立即报告了少奇同志，他说：“就请总理他们到这里（指卧室）来吧。”

总理下车后，一边疾步走着，一边还借着灯光拿着材料看。在上楼梯时，跟在总理后面的富春同志看见总理还那样专心看手中的材料，便提醒总理：“你要看楼梯，不要看文件了。”总理回头朝富春同志一笑，说：“没关系，我的眼睛比你的眼睛还好。”

我把总理和富春同志直接领到了少奇同志的卧室。这时，少奇同志正在床上坐着看东西。他们见面后，没说半句客套话，直接开门见山地谈问题。我急忙要去搬椅子，卫士也准备去沏茶，但总理一伸手，拦住我们说，“不用了，不用了，很快就说完了。”说着总理就近坐在少奇同志午休用的躺椅上，富春同志坐在放衣服的凳子上。

工夫不大，总理他们谈话结束了，先后下到一楼。走在前面的富春同志迷失了方向，本该向右拐，出大门，可他却向左走，进了卫士值班室。卫士以为去找他们，马上立正问富春同志有什么事。富春同志一看不对，笑着说：“啊，我走错门了。”这时，总理也下来了，富春同志回头一本正经地对总理说：“糟糕，我迷失方向了。”总理听后哈哈大笑，并风趣地说：“今天打破你的常规了，通常这时正是你做梦的时候，来，我做你的向导。”

总理和富春同志的汽车沙沙的飞驰声划破中南海宁静的夜空远去了，而少奇同志和总理亲密无间的友情及总理那爽朗的笑声却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有一个星期天，少奇同志要约一位部长谈政治报告的事。我请电话局总机的话务员帮助找那位部长，话务员回答我：“他家里说他去看戏了。”我将此事报告少奇同志，他说：“那也得请他来一下。”时间不长，那位部长急匆匆赶到了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少奇同志看见那位部长神色紧张，便亲切地说：“对不起，今天没有让你看完戏。”那位部长也连声道歉：“让少奇同志久等了。”

1956年的盛夏，北京酷热难熬。《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也进入了关键阶段。为了更加集中精力把报告写好，我们随少奇同志来到了北戴河海滨。

夏日的北戴河，风景迷人，气候凉爽，带着咸味的习习海风，使我们心旷神怡，湛蓝的海水更令我们无限向往。但我们却无暇领略这美丽的海滨风光，更无暇享受大海的温柔抚慰。因为少奇同志还是那样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有一天，少奇同志按铃叫我，我进去后看见他不大高兴，便问：“有什么事？”他看了我一眼，没有吭声，又按铃叫来公务员，我们感到莫名其妙，但又不敢多问。过了几分钟后，他指着办公桌前那个又高又重又滑溜的人造革面的大椅子说：“这个椅子你们坐着舒服吗？”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和公务员赶快把那个大椅子抬到一边，换回了原来的藤椅。出门后，公务员有点儿委屈地说：“这几天他睡不好觉，有些烦躁，容易发脾气。”我笑着对他说：“现在正是坐藤椅的季节，你放张大皮革椅子，既不透空气，又不易移动，就是睡好觉的人，也不愿意用它。所以他问我们坐着舒服不舒服，我们坐着也确实不舒服嘛。”

少奇同志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特别认真仔细，一直到离开会时间很近了，他还在逐段逐句逐字地斟酌推敲，甚至对每一个标点符号，他都要反复琢磨。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曾几次打电话对我说：“你要催催少奇同志，请他尽快定稿。因为他不定稿，我们大会秘书处的许多工作就无法进行。”我将尚昆同志的意见报告后，少奇同志才说：“那就这样定稿吧！”

1956年9月15日，八大开幕的那天早上，少奇同志对我说：“请你到会场为我服点务。”同时递给我一个文件袋，说：“这里面装的是我选出来的有关大会的文件，带到会场备用。”还拿出一个签到手册，又说，“我把名字都签上了，每天进会场时，请你填上日期，到签到处代我交一下，以便工作人员统计人数。若有什么注意事项，你记一下告诉我就是了。”他知道我是第一次跟他去参加这样的大会，所以交代得非常清楚。

在大会期间，有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开碰头会。我怕少奇同志找我要文件，就坐在会议室的门口，常委们里面说话，我都听得清楚。那天碰头会的内容是动员邓小平同志出任党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当时小平同志的声音比较大，一再推辞说：“我不行，我不行，我的威望和能力都不行，怕难以胜任，还是让别人当吧！”小平同志的态度诚恳而坚决。“我们是医生，书记处是护士，你是护士长，还是我们的助手嘛！”毛主席那浓重的湖南口音传到了门外。紧接着是周总理的声音：“毛主席比喻得很形象！”毛主席又补充说：“其实，还是你那个秘书长的差事！”其他几位常委也帮着动员小平同志。这时，我听见少奇同志说话了：“主席，我看就这样定了吧！”“好，定了！”毛主席一锤定音，其他常委也异口同声地说：“定了！”小平同志再也没有推辞。

有一天，大会秘书处给少奇同志送来了选举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请少奇同志填写选票，同意的画圈，不同意的不画。我把选票送给他后时间不长，他就把画完的选票交给了我，并高兴地说：“我统统圈了。”刚开始，我并没有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回到办公室一看，原来他说“统统圈了”的意思是：一、他没有不同意的，即没有一个不画圈的；二、他连自己的姓名下面也画了圈。通常在我们基层选举中，为了表示谦虚，往往自己不投自己的票。其实，这个选举名单经过大会小会，从民主到集中，从集中再到民主，反复协商早已酝酿好了，既然在酝酿讨论时，自己也同意了，投票时再客气一番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统统圈了。”少奇同志坦荡磊落的情怀溢于言表。

八大一次全会的会场是在政协礼堂。我每次都是和少奇同志坐一辆车去开会。按习惯，我坐在司机的旁边。有一次，从办公室准备前往会场时，卫士打开小车的后门等待着少奇同志上车，少奇同志说：“我今天要坐到前面了，好位置不能每次都让你们坐。”说着，他就拉开车门，坐到了司机的旁边。我无奈，只好坐到本该是他坐的位置上。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警卫人员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担心他坐在前面被街上的群众认出来，引起麻烦，甚至产生不安全的因素，因此都反对他坐到前面，在党小组会上还专门就此问题向他提过意见哩。少奇同志口头上也说大家提得对，提得好，但行动上，却总不改，在外地视察参观时，他曾几次打破常规，使警卫人员非常紧张，虽然外面的人并不注意这些，可警卫人员却不能不防万一。

后来，我才明白了其中的奥秘：少奇同志要坐到前面去，并不是心血来潮一时冲动，他每次都是为了充分利用这短暂的时间观察一下街道两旁的建筑和匆匆来往的车辆人流。有时，他会问我们“这栋楼房是哪个单位的？”“这幢建筑物是干什么的？”等等。因为坐在后面有窗帘遮挡，视野又不宽阔，观察外面的世界很不方便，所以，他就突然袭击，和我们换座位。

从此，不论在北京还是外地，我们工作人员都要事先对经过的街道、建筑、大单位进行了解，以便随时向他介绍或答复他的询问。（来源：光明日报--《书摘》 刘振德 摘自《五十年的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