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基塔·赫鲁晓夫不仅是一位在联合国大会上敲鞋子的苏联领导人。他谴责斯大林，释放数以百万计受害者。他努力减缓冷战紧张气氛的笨拙尝试引发了柏林与古巴两次危机。他的一生为我们勾勒了苏联时代的整体画卷。

《赫鲁晓夫全传》(［美］威廉·陶伯曼著王跃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关于赫鲁晓夫的第一部全面而综合的传记，资料来源于俄罗斯与乌克兰新近披露的档案材料以及作者的大量采访。

得到了斯大林的赏识

赫鲁晓夫在大恐怖中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还飞黄腾达。大屠杀不是他发起的，也不是他能控制的。发起大屠杀的是斯大林和他最亲密的盟友——维耶契斯拉夫·莫洛托夫、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以及克里姆·伏罗希洛夫，秘密警察头目杰里克·雅戈达、尼古拉·叶佐夫与拉夫伦蒂·贝利亚操纵着专政机器。直到30年代末，赫鲁晓夫还不是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成员。但是他也负有严重的责任。甚至像罗伊·迈德乌德夫这样充满同情心的传记作家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可以证明赫鲁晓夫“曾经反对过斯大林的做法，或是采取过什么努力去保护莫斯科共产党和苏联的官员免遭杀戮”。在恐怖最高潮的时候，赫鲁晓夫发表了充满暴力、令人毛骨悚然的演讲，号召“民众”起来加入到政治迫害中。作为莫斯科党委书记，他自己就批准逮捕过很多他自己的同事，并把他们送到了他后来所说的绞肉机里。

对赫鲁晓夫的行为该作如何解释呢？与其他很多人一样，赫鲁晓夫认为他正在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实现这一辉煌的目标，采取任何最严酷的手段都是正当的。直到1935年，或是1936年，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人还是有可能相信斯大林的。从此以后，他们不相信斯大林也来不及了。他和其他像他这样的人已经深陷其中。抵制的代价只能是死亡。拯救自己的性命和家人的唯一办法就是对斯大林这位强力领导人顶礼膜拜。

这就是赫鲁晓夫可能采取的保全方式。令人奇怪的是，他从来也没有承认过，相反，在当政期间和回忆录中，他都采取了欺人与自欺的做法。他从来没有完全承认自己在大恐怖中的共犯关系，他坚持认为自己信任斯大林，相信斯大林所认为的敌人有罪。在斯大林去世前他一直否认自己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不过当仔细考察他的全部生活时，我们可以发现，关于他这段历史的回忆录与他的否认不符。

有很充分的政治理由说明赫鲁晓夫与大恐怖脱不了干系。此外，他自己的个人负罪感是如此深重，以致他不敢承认，甚至是对他自己。抛开所有这些不谈，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说明他对斯大林的忠诚及其后的闭口不言:尽管20世纪30年代是他的很多爱国者最为惨痛的时代，但却是他最为辉煌的岁月。

斯大林的妻子:赫鲁晓夫的幸运“彩票”

当赫鲁晓夫来到莫斯科时，苏联正在开始一场新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新经济政策遭到了废弃。1927－1928年冬天后，当农民要求更好的政策以交换他们剩余的谷物时，斯大林决定将他们驱赶到国家能够控制的集体农庄里。

接下来就是针对农民的全面战争，包括强制没收农民的土地、驱逐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来到西伯利亚、从纵火到武装暴动的农民抗议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伴随着农业集体化而来的是全面强制征集的工业化。

所有这些动荡引起了人们对政策的新的疑惑。1932年8月，前莫斯科区委书记米哈伊尔·里奥廷指责斯大林正在践踏国家，呼吁“尽可能快地……用武力推翻”他和他的集团。斯大林要求处死里奥廷，但是政治局成员都表示反对。

对斯大林的怀疑还体现在中央委员会的投票结果上。选票上写有所有候选人的名单，投票人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就是划去所有他反对的候选人。这样得到反对票最少的候选人就是最受欢迎的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说，投票本应该是秘密进行的，但是卡冈诺维奇却私下里“指导我们这些刚来莫斯科的新人应如何对待候选人的投票”。卡冈诺维奇想确保“斯大林不会比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局成员得到更少的赞成票，如果真的出现针对斯大林的反对票的话”。

赫鲁晓夫后来声称对卡冈诺维奇的做法感到不安。他还发现斯大林本人的投票方式很引人注目:“他在代表们中间走一圈，来到每个人面前，拿走他们的选票，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然后走到投票箱前将选票投入。”赫鲁晓夫当时不知道的是，他说他到斯大林死后才发现，反对斯大林的选票不是当时宣布的少数几张，而是多达160张，或者甚至是260张。

在总共1225名代表中有如此多的人投反对票，这让斯大林意识到人们对他的不忠是普遍的。随后有1108名代表大会代表因为反革命罪被逮捕，后被处决。在30年代结束前，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71名委员与68名候补委员中有大约70％也被当作“人民的敌人”而遭消灭。

然而1934年2月正是赫鲁晓夫从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一跃而成为正式委员的时期。他自己后来解释说:“斯大林是一个聪明的人。他知道谁可能在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上投了他的反对票。只有那些列宁时期的干部才会投票反对他。他不可能相信赫鲁晓夫，或是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年轻干部会投他的反对票，这些年轻干部都是在斯大林的提拔下成长起来的，都对斯大林敬若神明。”

然而，为赫鲁晓夫赢得飞速晋升的并不只是他幼稚的崇拜，还有他对斯大林事业随时表现出来的坚定支持。

1929年秋天，工业学院成为反斯大林情绪的堡垒。工业学院内“充满着右派分子”，赫鲁晓夫坚持认为，“他们控制了党组织”。在得以进入工业学院后，赫鲁晓夫就帮助清洗那时的右派分子。

1929年秋天，这种斗争渐趋白热化。1930年5月25日，鲍曼区的党委官员提醒卡冈诺维奇和《真理报》注意工业学院内出现的右派阴谋。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宿舍的电话铃声响了，有人想见他。

电话是列夫·麦赫利斯打来的，麦赫利斯曾经做过斯大林的政治秘书，当时是《真理报》的编辑。赫鲁晓夫说，麦赫利斯派了一辆车将他接到了《真理报》办公室。在那里麦赫利斯给赫鲁晓夫念了一封从工业学院写来的信，控告某些人在选举一个右派代表团去参加鲍曼地区党代会中所采取的政治手腕与非法行为。麦赫利斯要求赫鲁晓夫在信件上签字表示支持。赫鲁晓夫说，他犹豫了，因为他“没有参与信件的起草”，也“根本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他还是签了字。“第二天，《真理报》在通讯栏中刊登了这封信。这真像是一声晴天霹雳，学院立即陷入一片混乱。在党组干部召集的会议上，参加鲍曼地区会议的学院代表全部被取消资格。”

这起事件是一次考验。不管赫鲁晓夫在签字前是否真的犹豫过(还是他在很久以后针对当时的需要，考虑后才这么说的)，反正他通过了此次考验。工业学院党组书记A·列夫恰金谴责《真理报》的声明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两天后，赫鲁晓夫接替列夫恰金成为学院党组书记。

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党组会议很少讨论教学问题。相反，他们致力于惩罚被指控为右派分子的人，将他们清除出工业学院与共产党组织。他们运用各种方法逼迫被指控者承认自己有罪。赫鲁晓夫相信那些谣言与诽谤，但是对被指控者出于自卫而勇敢地说出来的让人心痛的辩解却充耳不闻。多年以后，他还坚持说这些措施(与接下来的血腥大清洗还是有所区别的)是根据“党组织的讨论与投票”作出的。

赫鲁晓夫坚持清除“政治异端分子”的做法不久就为他在党组会议上赢得了大家的推崇。成为鲍曼区党委书记后，赫鲁晓夫猜想斯大林肯定一直在关注着他的进步。

让他相信这一点的是在工业学院学习的娜杰日达·阿里露耶娃。斯大林的妻子在学院里没有公开她的身份，但是赫鲁晓夫在成为党组书记后不久就知道了。他对她极为欣赏，她“从来不滥用和斯大林的关系”，从来不“因为是斯大林的妻子而享受什么优待”。后来，在成为卡冈诺维奇的副手后，赫鲁晓夫被邀请到斯大林的乡间别墅里做客，斯大林说起了赫鲁晓夫很多在工业学院里的活动细节，这让他大吃一惊。

赫鲁晓夫后来说:“我始终一言不发: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担忧。我暗自想:‘他怎么会知道这一切的呢？’但是当时我看到他露出了微笑。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娜杰日达·阿里露耶娃可能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我们党组织里的生活，并以积极的方式介绍了我作为党组书记所发挥的作用。”

再后来，当大恐怖夺去了那么多人的生命，而赫鲁晓夫却得以幸免时，他再次想到了阿里露耶娃:

在以后的年代里，我居然还活着，而大多数和我同辈的人，学院里的同班同学，在党组织里一起工作的朋友，都被当成人民的敌人而丢掉了脑袋。我时常问自己，我是怎么幸免的？我确实忠诚于党，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也是忠于党的，而且他们也为维护斯大林总路线的斗争作出了贡献。我为什么逃脱了他们的那种不幸命运呢？我想部分原因在于，娜佳的汇报有助于斯大林决定对我的态度。我把它叫做我的彩票。当斯大林通过娜杰日达·阿里露耶娃观察我的活动时，我抽得了一张幸运的彩票。由于她，斯大林才信任我的。

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他多次表现出对阿里露耶娃的仰慕。这很好理解，特别是当他听到她可怕的死亡消息时。在1932年纪念革命十五周年时，有报道说斯大林和他的妻子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发生了争吵。据说斯大林痛斥了她，并将燃着的烟头扔到了她的脸上，当天夜里，当听到她丈夫正在他莫斯科郊外的乡间别墅与别的女人睡觉后，她开枪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