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 石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曾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的讲演中颇为自豪地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 有人发国难财。”这种纯洁的党风，直接推动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前进，现在提起来，仍让人赞叹不已。当时反腐败为何能举重若轻、如烹小鲜？以笔者之见，毛泽东主要有五大“绝招”：

一是“率先垂范，不令而行”。“打铁先需自身硬。”毛泽东不但是党的一系列优良作风的倡导者，更是行动的楷模。他先人后己，舍身忘我，最具有献身精神。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六位亲人的生命。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送子参军，当别人劝阻时，他却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后毛岸英为国捐躯。女儿上学，他不准用公车接送；收到礼品，他吩咐一律交公；亲友托他找工作，他一概拒绝；他身为党和人民的领袖，却过着和普通老百姓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的日子；他自奉俭薄、匡世济人，对补丁衣服爱不释手，对困难群众却出手大方、关爱有加。“其身正，不令而行 ”，他的一言一行总是散发出巨大的人格魅力，感召着广大党员干部，鼓舞着人民群众，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是“预防为先，防患未然”。古人说：“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理，励之以义，使有耻也。”毛泽东特别注重党的思想建设，凡事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头道工序 ”，适时组织各种教育学习和整顿，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消除各种隐患于未发之际，从而使党风建设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早在1929年12月，他就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念提出批评，并对症下药，逐一提出纠正的方法。1942年至1945年毛泽东还领导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素质。建国后的1951年5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的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行为，以做到警钟长鸣。

三是“政治民主，监督有效”。民主是腐败的克星，毛泽东特别注重民主政治建设，早在红军初创时期，他就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在延安时期，他经常为听不到反面意见感到着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是中国历代统治者不可逾越的周期率，毛泽东却要坚决打破它，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

四是“严格纪律，防微杜渐”。“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纪律建设。他强调说：“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其实，那时制度并不多，条文也很简单，没有长篇大论，语言朴实，大家都能看懂，但却有很强的 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连“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这样的小事都讲到了。以致在人民军队中出现“落地红枣也不吃”、“不吃人民苹果”的佳话，受到群众的广泛赞誉。违反群众纪律者，轻则受到批评教育，重则受到处分。在这种严格的制度下，想腐败都无法腐败。

五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反腐败作为治党之策。1926年，中共发现党内出现了一些贪污腐化分子，便及时向全党发出了《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由毛泽东签署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中规定：贪污500元，处以死刑；1949年在全国解放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建国之后，针对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的出现，毛泽东严正告诫全党：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对腐败分子轻者要批评教育，重者要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到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之前，有人讲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毛泽东这些坚定有力的话，至今仍让人感到振聋发聩。

历史是一面镜子。这些反腐方略不仅当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维护了党风政纪的纯洁，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时下一些地方屡禁不止的腐败顽疾，各级党委政府不妨多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