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广电总局做出决定，自7月27日零时至8月11日零时，暂停张家界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所有商业广告和商业资讯节目。原因是张家界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放《男性私房话》栏目中，有一个女性以“性工作者”身份替“某胶囊”大肆做宣传，期间出现了大量下流不堪的内容，性质极其恶劣。（7月27日中国 文明网）

看到这样一则新闻，笔者心中倍感气愤。气愤之余，我们不禁反思，在这样一个海量的信息社会里，媒体的话语对于公众的影响是非常广泛和深远。凭借其在传播信息方面的广泛性和公开性，媒体主宰了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的消费和生活方式。既然媒体有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力，笔者忍不住要问：它是否应当承担对社会公众的责任？是否应当制定一套道德体系来规范自我“话语”？

目前，我国的传媒业体制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张家界电视台事件并不是个案。对于商品的宣传或者言过其实，或者以玩物丧志的格调，或者以崇洋媚外的宣导……这样的电视广告屡见不鲜。在企业界、消费者、传媒业的三角关系中，传媒业与企业界之间因其显形直接的利益互动机制而成为“天然联盟”。媒体为了从商品生产者那里获取最大化的“代言利益”，不惜放弃公共发言人身份，而仅仅成为商品生产者单方利益代言人。难道真像当地的一位白领李女士说：“卖药的什么招都敢用，电视台什么广告都敢上？”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商家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无可厚非。厂商为了扩大自己产品的宣传力度，选择通过电视台广告的方式，当然没问题。可是媒体不是企业，媒体“代言”的公共性决定了它在最大程度上是代表了社会的公共利益，需要承担服务广大消费者的责任。

在现代社会里，一种商品、一种消费方式影响范围的大小，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传媒话语的曝光程度；而传媒话语正是通过一种隐蔽的、软性的方式去影响消费者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影响着人们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风尚。因此，媒体在追求本身的收视率、赚取商家广告费的同时，明确自己的公共性功能——实现和保障公众的利益和健康。正如一位家长在看到关于张家界电视台的报道时所说：“现在正值暑假，这样的节目会毒害青少年。作为大众公共媒体的电视台，地方宣传的窗口，应以百姓利益为重。”

“媒体代言”应坚持何种伦理立场？又该如何控制和评价媒体话语及其后果？这些都潜在地限定了媒体“代言”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笔者希望媒体能够清楚认识和反思其话语的价值定位，从消费者权益和社会公众的角度出发，坚守自己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实现其公共性价值。（于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