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告诉我们，在艰难创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的事业出现困难和危机的时刻，领导班子成员的互信互助，密切配合，齐心协力，同舟共济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成功合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遇到过无数艰难险阻，但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同舟共济、互信互助下，中国革命总能够在危急关头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特别是在红军长征的艰难时刻，更显出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位伟人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共渡难关对党的事业成败的至关重要。

　　长征前，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支持和维护

　　红军长征前，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是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人。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上的才能是非常信任和倚重的。

　　1932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要求中央苏区的红军攻占南昌等中心城市。毛泽东找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以目前红军的力量不应打大城市，可以打一些地主土豪的寨子。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并致电中央说明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的困难。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们坚持要红军攻打城市。结果红军打赣州久攻不克，只好撤回。周恩来派项英去请被王明一伙闲置在一边的毛泽东。毛泽东在听到“恩来同志请你下山”的口信时，不顾贺子珍要他等雨停了再走的劝告，冒着倾盆大雨匆匆下山了。

　　自此以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更加信任，也更注意发挥他的作用。1932年3月30日，率红军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根据敌我情况作出一个正确判断，他致电周恩来，提议攻打福建的漳州、泉州，开创革命根据地新局面。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并亲自前往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4月，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红军取得了漳州大捷，歼敌约四个团，缴获了大量物资。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没有按照王明路线办事，而多次听取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使临时中央感到十分不满。1932年10月上旬，中共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宁都会议。会上，一些人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门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而由周恩来负军事全责。周恩来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1932年10月后，周恩来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1933年春，他和朱德指挥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在指挥红军转战南北，连连获胜时，他仍思考着如何发挥毛泽东的军事才能问题，他一再致电临时中央，力主恢复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他认为“毛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并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恳请中央再三考虑前方意见。在周恩来的坚持下，毛泽东终被恢复了军中的职务。

　　1933年12月20日，王明一伙就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将周恩来、朱德调回后方，取消“前方总部”。广昌战役后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周恩来曾经说,当时“李德成了总司令，我连参谋长都不如，只是一个参谋处长”。博古、李德等人多次否定了周恩来、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在他们的错误指挥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大片根据地丧失，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长征初期，周毛二人互相信任，互相配合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向湘鄂西地区转移。红军这次反“围剿”的失利主要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但他们不但没有丝毫反省，而且继续打击毛泽东等人，不让毛泽东随军行动。毛泽东坚持要与红军一起长征，周恩来在关键时刻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从而为一代伟人后来纵横政坛、叱咤风云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1934年12月18日，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阐述了他的改变行军方向的主张，周恩来继续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而博古仍坚持按原计划执行。会议经过争论最终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挥师抢渡乌江，然后向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军。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告知没参加会议的李德，李仍不同意,两人吵得很厉害,引起了周恩来少有的震怒。据周恩来警卫员回忆,周恩来气得把桌子一拍，桌上的马灯被震得跳起来，灯火都熄灭了，这才把一向自以为是的李德镇住了。正是由于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正是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挥戈西指，不仅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极大地重振了士气。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和大多数人都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积极拥护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中对毛泽东的复出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军事领导人之一，在党内和军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在遵义会议上正是因为他与“左”倾教条主义者坚决斗争，积极支持毛泽东进入中央决策核心层，从而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创造了根本条件。毛泽东对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作用有过很高的评价，后来曾经对贺子珍说过：“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长征后期，毛泽东成为红军最高领导人,周恩来积极辅助

　　遵义会议后，部队刚一出发，就遇上敌人一个师盘踞的据点。大家讨论怎么办，多数人主张打，毛泽东认为打了要吃亏，双方争执不下，最后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但毛泽东相信周恩来会支持他的意见，半夜里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要周恩来把进攻命令暂时压一压。周恩来果然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一早再开会时，周恩来、毛泽东终于把大家说服了，避免了红军一次不必要的损失。

　　1935年6月，经过长途艰难跋涉，红一方面军在川北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下一步向何处去”再次成为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阐述了红军应立即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理由。这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绝大部分中央领导人也都同意这个意见。

　　但是会后，张国焘仗着人多势众，一方面向中央施加压力，伸手要权；一方面以种种借口，拖延北上。为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与毛泽东商量，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在同年7月1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自8月上旬以来，周恩来积劳成疾，整日高烧不退，连续数日被担架抬着行军。８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从此，毛泽东成为红军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在陕西甘泉县下寺湾召开，再次研究了常委分工问题。会议最后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同时负责中央组织局的工作。

　　从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名副其实地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周恩来则长期作为毛泽东的亲密助手，数十年间与毛泽东肝胆相照，风雨同舟。历史告诉我们，在艰难创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的事业出现困难和危机的时刻，领导班子成员的互信互助，密切配合，齐心协力，同舟共济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成功合作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作者为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主任）

　　《人民论坛》 (2008-12-01 第4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