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创办的新型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始设于广州黄埔长洲岛，所以通称为黄埔军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筹建之初，军校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政治部从1924年5月25日成立到1927年4月15日蒋介石背叛革命杀害共产党人止，存在近三年，前后有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卜士奇、包惠僧、邵力子、熊雄等七人任政治部主任。他们都是时代的风云人物，但各自的经历和人生，却是十分不同的。
第一任:戴季陶――不辞而别
1924年6月16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然而，就在开学不到一个月，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突然不辞而别。戴主任戏剧性地失踪，军校师生甚感莫名，流言飞语顿时在军校传播开来。一些右派学生乘机造谣，说戴的离职是共产党背后捣鬼，想排挤、打击国民党。其实，戴的离职是由国民党右派间的矛盾引起的，与共产党毫无牵连。
戴季陶，又名传贤。早年曾追随孙中山，投身反清革命运动。辛亥首义时，为保卫汉口他奋不顾身，冲锋在前；为光复上海，他又积极策划，勇打前锋，并在以后的护法斗争中因口诛笔伐袁世凯而被捕下狱，一时名噪江南。可以说，在推翻封建帝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斗争中，戴季陶是一员革命的干将、马前卒，因而深得孙中山的赏识和信任。他常追随孙中山左右，因将孙中山的一些重要讲话记录下来，进行精心整理，辑成《民国政治纲领》、《钱币革命要义》两本书。在孙中山去世后，他便以全权解释孙中山理论的权威面目出现，著有《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书，在国民党内有“党国理论家”之誉。“五四”时期，戴季陶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时，曾参与由陈独秀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翻译出版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的著作，在介绍苏俄政治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还曾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然而，他的世界观最终还是未能转到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来。1927年，戴季陶积极参加与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1949年2月，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之时，戴由于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绝望，在广州服毒自杀。
第二任:邵元冲――旧派文人不受欢迎
戴季陶神秘失踪后，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原政治部副主任邵元冲代理。邵元冲，浙江绍兴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后又赴日本谒见过孙中山。辛亥革命后回国，主编上海《民国新闻》，其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参加反袁斗争，并担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的机要秘书，深得孙中山的信任。1923年，受孙中山指派与蒋介石一道代表国民党赴苏俄考察。
邵元冲是旧派文人，不会做政治工作，工作打不开局面。他把政治部主任一职当成一个官来做，既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教官，和党代表廖仲恺很少打交道。邵元冲给自己安排的工作任务是每个星期由小汽艇送到岛上来作几次政治演讲，讲完后夹上公文包匆匆离去。每次演讲内容，不外乎从孔孟的忠孝礼义联系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阐述三民主义的基础来自孔孟的仁义、仁爱之道。他所演讲的这一套不仅一般学生十分反感，就连国民党学生也认为他歪曲了总理的三民主义之内容，时常起哄，赶他下台。好在邵元冲是“宰相肚里能撑船”，他不将这群乳臭未干的黄毛学生的戏言当回事，仍旧摇头晃脑地讲他的孔孟之道，不管学生是否在听。久而久之，以后每当邵主任作政治演讲时，学生们要不就酣然入睡，要不就随意聊天，好不自在。因而大家戏称他为“催眠术主任”。在邵元冲所主持的政治部，其实是个空架子，只有两位担任记录工作的书记，成了实实在在的“聋子的耳朵――摆设”。对此，全校师生极为不满，一致强烈要求撤换邵元冲。情况反映到廖仲恺党代表那里，廖接受了师生们的强烈要求，经同蒋介石校长、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会商，决定请中共方面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接任政治部主任。
1925年，邵元冲参加国民党右派召集的“西山会议”，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年部部长、政治会议委员、考试院考试委员会委员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职。1936年12月，邵元冲应蒋介石电召入陕。西安事变发生时，被士兵开枪击伤，不久死去。
周恩来
第三任:周恩来――开革命风尚，赢得师生们的敬重
周恩来于1924年8月底从法国回国后，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当廖仲恺提出希望中共方面能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时，中共广东区委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派周恩来去军校接任这一职务，并同时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职后，将政治部从广州市迁进军校，并着手建立起一套政治工作制度，开革命风尚，清除陈腐污垢，使军校政治面貌大为改观。他建立健全了中共党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积极发展党团员，使中共在黄埔军校的势力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第二期、第三期学生入校，中共党员人数由占学生总数的8％上升到30％左右，并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左”派师生。为加强军校的政治工作，周恩来从第一期学生队中选调了李汉藩、杨其纲、蒋先云、李之龙等共产党员到政治部工作。
针对蒋介石在军校大搞曾国藩、左宗棠治兵那一套，周恩来重新订立了政治教育计划，加授《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各国革命史》等课程，增加了政治教育的分量，丰富了政治教育的内容，并先后请来恽代英、肖楚女、张秋人、熊雄等中共党员任军校政治教官；请来鲁易、聂荣臻等中共党员任政治部秘书兼教官。一时间，在军校师生中形成了研读政治书刊，注意社会潮流的极其活跃的政治局面。周恩来也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敬重与爱戴。
1925年l月下旬，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将组建起的黄埔学生军投入东江战役，彻底消灭陈炯明军阀部队。为了保证战役的胜利，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周恩来被任命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协助蒋介石、加伦将军在前线指挥作战。
第四任:卜士奇――仅仅挂名代
周恩来被任命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便由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卜士奇挂名代理。卜士奇，湖南人。留俄甚早，留俄同学都称他为“老大”。曾任加仑将军的翻译。东征陈炯明时，他和加仑将军及邵力子、蒋介石生活在一起。蒋经国在俄期间曾得到他的照顾。抗战时，任张冲的副手；张冲逝世后，接任顾问事务处处长。后在台湾去世。
包惠僧
第五任:包惠僧――小心谨慎四平八稳
卜士奇挂名政治部代理主任期间，由于其他工作繁忙，很少到军校来，军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松弛下来，军校的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立情绪日趋严重，直到个别人开枪行凶。在此情况下，中共广东区委应廖仲恺请求，派包惠僧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
号称“栖梧老人”的包惠僧在1921年7月曾代表陈独秀出席中共“一大”，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在他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前，曾兼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铁甲车队的政治教官。此人工作一向四平八稳，小心谨慎。包惠僧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后，首先极力与当时军校的教育长钱大钧搞好关系，想通过他做好国民党右派师生的工作，劝他们不要在军校内闹事。对政治部的工作，人员还是照旧。包惠僧把政治课程安排得很紧，每天两次至四次，每次两小时，这样把学生每日的时间掌握得很紧，使他们除了吃饭、睡觉和军事课程以外，其余的时间都在课堂上听政治课。就这样，在包主任的竭力维持下，军校内这段时间里，既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也没有闹出大的乱子。表面上看，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倒还相安无事，但双方的仇恨却越积越深，火山随时都可能爆发。随着第二次东征战役的进行，前线急需政治工作人员，经周恩来与蒋介石商量，包惠僧被调任东征军第三师党代表。从此，包惠僧离开了黄埔军校。建国后，包惠僧曾任国务院参事等职。1979年7月，在北京病逝。
第六任:邵力子――中庸之道打“哈哈”
包惠僧调任东征军第三师党代表后，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便由当时军校秘书长邵力子代理。
邵力子，字仲辉。他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上海大学副校长，并与柳亚子等人发起组织南社。1916年他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任主笔十年，并兼编《觉悟》副刊。五四运动后，他参与陈独秀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邵力子代理政治部主任时，仍是一名共产党员。虽然如此，但他与国民党的关系也很深。邵主任在军校主持政治工作，可说是一个文人参政的典型。每天上午，邵力子都要到军校转转，除了作一些非讲不可的政治演讲外，其他的一些事情全都推给政治部副主任熊雄处理。他处理与军校师生们的关系时常采用“中庸”之道的方法，打着“哈哈”。邵力子在军校没呆多长时间，北伐战争兴起后，他便离开了军校。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于1926年11月退出中国共产党，追随蒋介石去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邵力子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1956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张治中任主任委员，邵力子任第一副主任委员。邵力子以其同国民党的历史关系，经常通过广播、通讯、发表讲话等方式对台湾军政人员进行争取工作，对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事业做了不懈的努力。
1967年12月25日，邵力子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熊雄
第七任:熊雄――孜孜不倦办校刊
熊雄原名祖福，早年参加反袁斗争，失败后逃亡日本，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19年11月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3月离法赴德留学，并在柏林加入德国共产党，后又与周恩来、刘清扬、萧三等人发起筹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正式改名为共青团)。1925年6月，熊雄奉命回国，就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在广东革命政府举师东征时，熊雄任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秘书长，协助主任周恩来工作。东征胜利后，熊雄调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虽说主任一职由邵力子代理，但实际上，军校政治部工作由熊雄主持。邵力子随蒋北伐后，熊雄接任政治部主任。
熊雄在主持政治部工作期间，先后邀请了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鲁迅等到军校作报告。与此同时，他孜孜不倦地教导青年要分清敌我，热爱工农，团结群众；要做到不贪钱财，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抛弃个人功名利禄观念，为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和工农的利益而奋斗牺牲。
为了使思想政治教育收到成效，熊雄还创办了《黄埔日刊》，并通过定期举行各种讨论会、组织宣传队、参加民众运动等多种形式，对黄埔学生进行生动活泼的革命思想教育。曾是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的许光达大将在回忆录中说:“熊雄，不高的身材，和蔼的容颜，吃苦耐劳的精神……他指明了我们瞄准的方向，鼓舞我们沸腾的热情，使我们一直打到武汉、南京，消灭了武器比我们优良、力量比我们强大的吴佩孚、孙传芳，收回了汉口、九江租界，使帝国主义者胆战心惊，这就造成了我们黄埔的光荣，震动了亚东。”
1927年夏，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公然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他们慑于熊雄在广东和军校的威望和影响，不敢公开下手，于是便采取欺骗手法，将熊雄逮捕并秘密杀害。熊雄英勇就义时年仅3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