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李先念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建国后连续5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先念，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在数次政治风浪中一直保持高位的领导人之一。经历了第一、二、三代领导人交替与变更的李先念，是中共高层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之一。

性格形成与母亲有关

李先念留给外界的印象是谨慎、小心，不锋芒毕露，“用今天的语言来形容是‘低调’”。不少人将其归因于他成长的家庭——李先念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前两任丈夫去世后嫁到李家，一共生育了8个子女，也成功地主持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大家庭，这大概也帮助李先念形成了宽厚待人的品质，以及在复杂环境中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

此外，李先念还非常敬重自己同母异父的二哥陈有元。陈有元是农会的发起人之一，但他在“肃反”中被捕，押往新集受审。部队路过新集时，李先念见一批在押的犯人中有二哥在内，他大吃一惊，又不好过问。二哥也发现了他，大声向他喊：“先念兄弟，我对不起你们，你在部队要好好干……”不久，这些“肃反”对象被无辜杀害，其中就包括李先念的二哥，共千余人。李先念就是在这样相对残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说过一句话：可以说过而极之的话，不可做过而极之的事。而一旦遭到批评，为了顾全大局，他也是很诚恳地作检讨，不推上、不推下，是各派眼里的“老好人”。

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

李先念受过冲击但也未离开领导岗位，这与毛泽东或微妙或直接的保护不无关系。

当年李先念从新疆回到延安后，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1938年，总政治部副主任找李先念谈话，让他到八路军129师当营长。从军政治委员到营长，实际上连降6级，李先念没任何怨言地答应了。毛泽东后来得知此事后说，“这太不公平了”。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李先念转而到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

大跃进期间，李先念也对全国上下盛行的浮夸风表示不满。在庐山会议期间，李先念与张闻天住得很近。他们经常碰在一起交谈，张闻天为了深入研究经济情况和准备发言，几次找李先念要关于国民经济的一些具体数字，李先念毫无保留地提供出来。但没有想到，后来在批判张闻天时，李先念也受了牵连，说他为张闻天提供向党进攻的“炮弹”。

回京后，李先念做了检查。一天，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谈话。李先念后来曾在很多场合回忆这次谈话的情况：“一天毛主席把我叫去，见面就说，‘杞国人来了，坐下’。接着就问我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要我不要学杞国人。我说，知道这个故事，但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忧几亿人开不了饭。毛主席听我这么一说，感到吃惊，便让我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重情况。他不但耐心认真听我讲，还提出了一些问题。”这次谈话，不仅消除了毛泽东对李先念的怒气，也让他了解到真实的状况。

1966年，周恩来准备让李先念作为代表团一员，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但李先念所主管的财贸口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提出李先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取消他代表团副团长资格。为此，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汇报，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当时毛泽东还说了一句：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是“不下马的将军”。随后，周恩来有意识地传达了毛泽东的这句话，也借机向外界传递毛泽东是保护李先念的这个信息。

“都倒了谁跟‘四人帮’斗争”

“1956年9月，中共八大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里有李先念，而没有叶剑英、徐向前和王稼祥，他很吃惊，立即写信，说从资格到能力，他们都比自己强，这样的安排让他睡不着觉。”李先念传记小组的工作人员高敬增还提及这样一个细节：1988年，中央动员李先念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就任政协主席一职，李先念也没什么意见。

秘书程振声说，有人说李先念是不倒翁，但实际上，李先念曾在“文革”中两次靠边站，后来也和诸多老帅一起与“文革派”闹翻，上演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他不是没倒过，只不过是没彻底倒，这一点跟叶剑英有点像。”在其身边工作的人看来，李先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斗争策略。程振声说，1974年，李先念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谈到与“文革”派的关系，李先念说：“我对他们是只说不做。”毛泽东回答：“你就敷衍他们。”后来毛泽东在批评“四人帮”时，还说过一句话：“人家是敷衍你！”

1987年，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陈再道曾直接问李先念：“人家外面都说你是不倒翁！”李先念当时的回答是：“是不是都倒了就好了？都倒了谁跟‘四人帮’斗争呢？只有自己保护好了才能保护别人。” （来源：《老年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