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盘点一下并永远记住下面的这些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战斗过的中国面孔吧。

　　1944年，利比茨克空军高级军官学校少校教官唐铎经过多次争取，终于获得上前线的机会。豪情万丈地登上了战机。唐铎后来回忆这段岁月时，不禁感慨万分：“在那些日子里，飞机几乎都是带血作战，因为每次作战回来，后面的空乘战斗人员有的受伤有的牺牲，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人们就把牺牲者抬下去，把飞机检修一下，换上另一个人，又立即起飞参加战斗。”

英姿勃勃的唐铎

　　唐铎算得上一个传奇人物。1904年出生在湖南益阳的他，参加过五四运动，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期间，参加了“工学世界社”、“二八运动”和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被反动派驱逐出境。回国后投入大革命洪流，被录取为国民革命军军事飞行学校学生。1925年，他被选派到苏联学习航空技术，获得航空机械工程师学位的唐铎被分配到利比茨克空军高级军官学校当少校教官。为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唐铎多次向上级打报告，申请上前线，但都未能获得批准。一直到1944年，在战争快要进入尾声的时候，唐铎才如愿以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奔赴前线。唐铎参加了后期对德作战，他多次率机飞赴前线，与入侵的德机空战，屡建战功。他先后荣获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由于在卫国战争中的杰出贡献，他还获得了一枚卫国战争中的最高荣誉——苏联卫国战争勋章。

　　1953年唐铎告别苏联回国，先后任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主任、辽宁大学副校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

　　                   毛岸英：率坦克连直捣柏林

　　1942年5月，当卫国战争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正在莫斯科伊万诺沃苏雅士官学校学习的毛岸英决定走出书斋和学堂，上战场去打击法西斯。但他的申请却没有得到批准，对此他一直不甘心，最后毛岸英想到给斯大林写信。信的末尾署上了他的俄文名字“谢辽沙”，同时又注明“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但他寄出去的信投出去十几天后，如泥牛入海。碰巧，这时苏军政治部副主任曼努意尔斯基将军来到毛岸英所在的国际儿童院看望各国的孩子们。当毛岸英向他提出参军的要求时，将军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用军人的果断口气回绝道：“不可以，你是中国人，没有加入苏联国籍，上战场还轮不上你。”毛岸英开始施展他的雄辩口才，说：“曼努意尔斯基同志，我想问一个问题，您说共产国际这几个字怎样解释？”没等将军回答，他又自问自答：“共产表示世界走向一种大同，叫做共产主义，各个国家不同种族的成员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国际，就是国际主义。我爸爸在中国打击日本法西斯，斯大林在苏联打击德国法西斯，目标都是一个。反法西斯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责任。”一番话把努意尔斯基将军深深打动了，他答应帮忙让他上战场去杀敌。

    后来，毛岸英终于参加了梦寐以求的卫国战争，他在苏军一支坦克部队任连指导员，隶属于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这时苏军正在对德国法西斯展开猛烈反攻。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毛岸英不怕牺牲，英勇顽强，哪里有负隅顽抗的德国军队，他的坦克连就冲上去，炮轰碾压，一路战斗，一直随大部队攻克柏林，见证了德国法西斯垮台的伟大历史时刻。

毛岸英

    毛岸英短暂的一生，经历非常曲折。他当过学徒，捡过破烂，卖过报纸，推过人力车。1936年，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安排到苏联学习。在苏联期间，他开始在军政学校和军事学院学习，以后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曾冒着枪林弹雨，转战欧洲战场。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毛岸英遵照毛泽东“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的要求，在解放区搞过土改，做过宣传工作，当过秘书。解放初期，任过工厂的党委副书记。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入朝参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秘书。他工作积极，认真负责，迅速熟悉了机关业务。1950年11月25日上午，美空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他不幸牺牲在了美军投下的燃烧弹形成的火海中。

女记者胡济邦：“两支枪”投入战斗

　　在卫国战争的战场上曾经有这样一位中国女性，她全程经历了卫国战争，在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保卫战的腥风血雨中，在扭转历史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战场上，都曾留下了这位女共产党员娇小的身影。

她就是作为战地记者的浙江人胡济邦。胡济邦用清新明快的笔触向中国人报道苏联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战斗故事，她既写新闻，又参加战斗，在战场上，她曾多次对扑上来的德军开枪。她的一支枪“笔杆子”极大鼓舞了国内抗战的信心，另一支枪真枪实弹地对敌人予以迎头痛击。

　 胡济邦，记者、外交家。浙江永康人。1935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1931年南京“珍珠桥惨案”中，为“护校委员会”十三名委员之一。先后掌握了英、法、俄、日、匈、拉丁等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前往苏联，被赞为“中国前往苏联的首位杰出女性”；也是当时仅有的欧战中国战地记者；参加了战时及战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种重要国际会议；采访过斯大林、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杜鲁门、张伯伦、邱吉尔、戴高乐、铁托、卡达尔等一大批世界政坛风云人物。

新中国成立后，胡济邦参加了外交部的筹建工作，为将军大使的夫人们做外交礼仪培训。1956年调《人民日报》任记者，曾任全国记协国际联络部部长。1979年至1985年丈夫毕季龙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胡济邦也到美国纽约，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

　 来自中国的“娃娃军”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曾向苏联国际儿童院输送40多名革命烈士和革命者的后代。在德国入侵苏联时，这些中国孩子曾与苏联人民一起，经历了长达四年的卫国战争，以各种方式投入战斗。

 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苏联国际儿童院里的中国孩子已经达到100多人，这些孩子中有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和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以及“广州起义”领导者黄平的儿子黄健等人。

　卫国战争爆发后，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一齐参加军事训练，去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帮着收麦子、收土豆、在森林里伐木头，或参加缝纫组缝制军衣、帐篷，到市内医院参加救护伤员。据李特特回忆，在莫斯科会战中，李特特和她的伙伴们与全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她说：“在零下40摄氏度的天气里，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渗出来，后来我就干脆不戴手套，血就和泥土混在一起。”

 黄健在战争期间参加了他所能参加的一切“保卫苏联”活动。为了给部队制造简易的反坦克燃烧弹，他曾和同学们挨家挨户收集空酒瓶；他们还去挖反坦克战壕和清扫军用机场跑道上的积雪。当时只有十五六岁、正在发育的他每月都和同学去医院献血，每次430毫升。

 “我们参加了许多义务劳动。挖防空洞的时候，每个孩子的手上都是伤口，都流着血。我们还去医院护理伤员。”蔡妮回忆说，“儿童院里主动去前线参战的男孩有16个人牺牲了，其中一个就是我的同班同学。那时候，许多家庭的男子都上前线去了，经常从街上，传出接到死亡通知书的母亲和孩子们令人心碎的哭声。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人在那时牺牲。”

 在残酷的战争中，和其他20个来自各国的孩子一道，朱德的女儿朱敏沦为德国法西斯的小囚徒；1943年8月，又被装入闷罐车，押送到德国东普鲁士，在集中营里服苦役，她不畏强暴，严守身世，顽强地在集中营活了下来；直到1945年1月苏联红军攻克东普鲁士，朱敏才得以离开集中营，经过几个月的流浪生活，被送到波兰一个苏联难民收容站里被人发现，才于1946年1月重新回到莫斯科，并完成中学和大学学业。

　俄罗斯人民没有忘记中国人在卫国战争中的贡献。2005年，在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向27位中国老人颁发了“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其中包括毛泽东之子毛岸青、刘少奇之女刘爱琴和朱德之女朱敏等人。（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