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际先驱导报》6月23日报道：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亓乐义就一直担任台湾《中国时报》驻大陆记者，在大陆断断续续工作的时间已有近20年。出身军人家庭的他一直对国共谍战的历史感兴趣。今年4月中旬，大陆一家媒体约请亓乐义写一篇关于电视剧《潜伏》的评论，不好推辞，他赶紧连夜将《潜伏》浏览了一遍，“没想到看完之后，却萌发了为《潜伏》写续集的想法。”亓乐义自信只要有市场需求，他可以给两岸观众写出一部更精彩的《潜伏》。

    对于亓乐义来说，与《潜伏》结缘纯属偶然，他坦承，如果不是有媒体向他约稿，可能现在也没有看完这部片子。

    “没想到看完之后，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我对大陆谍战剧的固有印象，而且我还有很多的感触，甚至萌发了为《潜伏》写续集的想法。”

    不过在亓乐义看来，有血有肉的谍战剧可以还原历史，但历史上真实的国共谍战，要比戏剧冲突更为精彩。

    自小的谍战情结

    出身军人家庭的亓乐义，一直对国共谍战的历史感兴趣，他说他要给两岸观众写出一部更精彩的《潜伏》续集。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亓乐义的谍战情结与他的成长经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亓乐义1959年出生在台湾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1949年随国民党败退到台湾的军官。父亲去世后，他被当局安排到了一所“功勋子弟学校”读书。

    据他回忆，这所学校的学生均为“为党国献身者”的后代或亲属，“很多学生都出自军情系统家庭”。

    亓乐义告诉记者，身处那个年代，能切身感受到谍报战的风云变幻。他的许多同学都有这样的经历：父亲被派到大陆从事间谍工作，然后失去联系，过一段时间就会被宣告“去世”。“但事实上，许多人只是被大陆抓住了，并被有死。”亓乐义告诉《国际先驱导报》：“我有3个同学的父亲就是这种情况，在读小学的时候他们因父亲‘为国献身’而来到我就学的学校，但到了初中，这些父辈却被大陆放回来了。”

    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亓乐义自小对国共谍战这段历史有种莫名的好奇。

　　谍战主题因时代而变

    亓乐义认为，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情报战可以分为3个阶段：1949年之前，国共谍战完全为你死我活的斗争服务；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国民党一直致力于反攻大陆，谍战主要是为此作准备，“包括不断派人到大陆进行‘敌后布建’和组织策反”；1979年大陆开始对台湾释放善意，台湾方面对大陆的谍战开始由纯军事向政治、经济、科技等各领域转变，“关系缓和了，但情报的内容变多了”。

    据亓乐义研究，台湾情报部门的情报人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编制内的，即受过严格训练，实施长期潜伏，有隐秘的联络渠道；另一类是外围的情报人员，这些人不属于台湾军情系统的编制，各方面的保障也没有。“这些人的技术和素质都比专业的差很多，因此容易被发现。”亓乐义说：“第一类人即使被抓，只要能回台湾，依然会被当作正常退休人员对待，生活有着落。但第二类人就差很远了，有的被关押多年出来后回到台湾就变得一无所有了。”

    “帅哥美女”担不了重任

    对于现在越来越多的谍战剧大量使用美女帅哥的现象，亓乐义认为不符合事实。在他看来，外表俊朗的帅哥和性感迷人的美女担当不了“潜伏”的重任，因为他们的外表太过扎眼。而真正执行潜伏任务的特工大都是其貌不扬，放在人堆里就找不到的那种人。

    “以前有一位情报界的朋友曾亲口告诉我他们挑选特工的标准，首先卡掉的就是那些能吸引人眼球的人。”亓乐义说，“走进一间坐满100人的教室，教官首先会将太高、太白、太胖、太瘦的人‘请’出去，然后才是从个人能力上进行考察。”

    亓乐义对电视剧《潜伏》中男女主角是比较认可的，至于有人说余则成长得不像共产党员，亓乐义哈哈大笑，“共产党本来就没有固定的模子，而且余则成原来还是军统的人，怎么可能像共产党呢？要真是一看就像共产党，他早就被除掉了。”

    不过，对于谍战经常涉及的“美人计”，亓乐义有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美人计”分两类，一类是长期潜伏，接近核心机密，这一类的女特工一般是有知识有思想，还有几分姿色，年纪不会太小，一般会瞄准身居高位的人。另一类“美人计”则是需要出入各类社交场所，完全靠容貌和身材吸引人，“这类美女一般只能迷住一些下层官员”。

    “当然，影视的表现形式难以准确表达谍战的惊险和微妙，几年、几十年的潜伏只用几十个小时来表现，只能是浓缩，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有收视号召力的演员身上。”亓乐义认为，现在是市场决定一切，观众喜欢帅哥美女，即便是违背历史也无妨。

　　《潜伏》符合历史事实

    相对大陆火热的谍战影视市场，台湾类似题材的电视剧则很稀少。

    他认为，相比大陆观众对过去历史的热情，台湾观众的关注点更分散，当制片人看不到一定的市场预期，就不会拍摄。亓乐义说，在国民党退到台湾很长时间里，谍报方面的资料和信息确实是保密的，但现在就不同了。

    在亓乐义的印象中，台湾拍摄的谍战主题片以《长江一号》最为出名，它描述的是国民党与日本人的谍战，也算是国民党情报系统可书可写的一部分。对于国共之间的谍战剧，基本上没有。“这里面也有一个感情的问题，作为一个失败者，国民党失去了那段历史的话语权，台湾的新生代又不关心那段历史。”

    亓乐义告诉记者，现在大陆的影视剧在台湾越来越受欢迎，《潜伏》在台湾就有不错的市场，如果将来观众市场明确了，相信也会有台湾制片人拍摄这样的片子，不过角度可能和大陆不一样。

    “就我的感受来说，《潜伏》这样的戏是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历史，至少从我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很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是符合事实的。而且对余则成这个人物的安排，也很有独到之处，原本是军统特工的他因为目睹了现实和军统的腐败而被策反成为共产党的潜伏人员，这看似富有戏剧性，但却反映了那段历史。”

    “国共谍战不分高下”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曾有人说“如果戴笠不死，国民党不会被共产党打败”，对此，亓乐义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国民党到台湾后对丢失大陆的反思是深刻的，蒋介石历来重视情报系统，但要将国民党的失败完全归咎于情报就显得太幼稚了。

    “但国民党最后还是失败了，我们不能说国民党的谍报系统不发达，也不能否认共产党在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如国民党，但历史就是历史，不可以寻找牵强的理由。”亓乐义认为，大的时代不是一两条情报能够决定的，情报战在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国共历史不是由情报决定的，国共力量的此消彼长是由民众选择的，正应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古训。”

    不过，亓乐义并不否认情报在关键时刻的重要作用，他提到像钱壮飞（1929～1931年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那样的特工，以一个情报挽救了当时的中共中央，足以载入史册。对于国共在情报战领域的高下，亓乐义觉得不能从结局推断过程，“任何事情都是有得有失，有胜有负。”

    在亓乐义看来，现在两岸关系越来越好，今天的国共关系已今非昔比，看这些谍战剧绝不是为了记住仇恨和煽动情绪。亓乐义说：“对于现在而言，谍战的胜负已经成为历史，未来的两岸关系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的《潜伏》会更精彩”

    余则成、翠萍、晚秋……他们的命运会怎样与时代大潮纠结在一起？《潜伏》热播之后，许多人的谍战思维进入了“后潜伏时代”，但台湾记者亓乐义告诉我们，余则成的潜伏远未结束……

    继续寻找尚在潜伏的“黄雀”

    从败退到台湾的那一天起，蒋介石就在策划反攻大陆，因此制定许多的计划，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光计划”。

    “我看过《潜伏》之后就马上想到将余则成在台湾的生活与‘国光计划’联系起来。”

    在亓乐义的“剧本”中，从1961年到1971年，余则成用11年的时间去持续获取“国光计划”中的“敌后布建计划”，寻找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潜伏人员。

    亓乐义认为，余则成在军统天津站潜伏时曾经成功破坏了李涯的“黄雀行动”，因而积累的经验，相信中共会利用余则成专业让其在台湾继续寻找尚在潜伏的“黄雀”。

    “按照我的设计，余则成来台湾后，一直潜伏在台湾的军事情报局，分属于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由于‘国光计划’属于最高机密，他的工作也充满了危险，为了实际需要，他和晚秋向上级申请做真夫妻，得到批准。”亓乐义说。

    传递反攻大陆演习情报

    “我觉得我的《潜伏》会更精彩，我会用大量的史实，尽力让余则成融入到1949年以后的国共历史。”亓乐义觉得，能吸引观众的是对历史的真实再现，影视剧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准确，但可以尽量贴近。

    亓乐义的打算是，按照国共两党的特性来安排情节，因为两党在情报战方面历来是针锋相对。在历史上，从1949年到上世纪70年代这段时间，是国共谍战最为激烈的时段之一。亓乐义回忆说：“1964年到1966年之间，为了准备反攻大陆，台湾的军事演习非常频繁，那时候我生活在眷村，有好几次，很多小朋友的父亲都被召集起来。”

    “其中一个演习的代号叫‘虎啸’，是从高雄出发到澎湖列岛，将澎湖列岛视为大陆进行登陆演习。这个演习在当时是非常秘密的。”亓乐义告诉记者：“在我的续集中也可能会将‘虎啸’演习的内容加进去，余则成也要向大陆传递这些信息。”

    完成任务后回乡寻找翠萍

    “30多年后余则成在台湾‘退伍’了，但是他在军事情报局的人际关系还在，他是第一个掌握到蒋经国可能开放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信息的人，他将这个情报传回北京，让北京感觉到蒋经国要化干戈为玉帛了，这也是余则成向大陆传回的唯一也是最后一个正面的情报。”对于余则成的结局，亓乐义准备让他在大陆度过余生。

    在亓乐义的“剧本”中，余则成成为第一批获准返乡探亲的人，他这一次赋予了自己一个任务，就是回乡寻找翠萍，而此时他已经和晚秋做了20多年的真夫妻，但晚秋很理解余则成的情感，全力支持他回大陆寻找翠萍。

    “但他们连一点线索都没有，结果如何我们不知道，我这里又是一个伏笔。”亓乐义说，“《潜伏》的最后是余则成坐飞机到台湾，我设计的结果是余则成飞到香港后，坐船到广州，然后换火车前往北京。他们已经是白发苍苍，两个老人正式告别自己的潜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