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新浪网“作家地震捐款调查的博客”以一篇“地震捐款拷问作家灵魂”的文章，把矛头指向了杨红樱、麦家和阿来三位来自四川的著名作家。文章对杨红樱、麦家和阿来共同倡议，发起“5·12灾后乡村学校重建行动”进行质疑，以醒目的标题指出“请作家杨红樱出示地震捐款20万元的证明和募集到200万元善款的去向”。有关记者随后电话联系了杨红樱、阿来和阿坝州教育局局长，证实了杨红樱捐款20万元、麦家捐款20万元和阿来捐款5万元属实，这笔善款目前在阿坝州财政局……

　这篇文化新闻刊出后，有的文化批评指出：作家地震捐款调查，是社会公众的监督，而且，捐款也在拷问作家文人的灵魂。这样的消息和评论，自然让人想到日前文化名人余秋雨陷入“假捐门”的事件。在这件事件中，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四川省红十字会、民政局、慈善总会的账户上，都没有以余秋雨或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义捐的款项。新民网记者又致电四川省红十字会获知，所有捐款都会有捐款凭证的，比如收据、荣誉证书等。面对质疑，余秋雨委托九久读书人公司在其博客中发表声明，称20万元捐款将用于都江堰三所新建学校的图书馆建设。余秋雨的助手则表示，“当时捐赠的是《文化苦旅全书》和《秋雨文集》所得的20万元版税”。余秋雨是否真正捐助了20万元，目前仍存在诸多疑问。

　“捐款门”事件，不仅使余秋雨的公众形象大打折扣，也使得他的道德诚信、人格操守、精神品格受到批评家和公众的质疑和指责。公众对余秋雨捐款门的质疑，是公民基本的道德追问，也是中华传统美德的现代阐扬，表达了中国人对诚信美德的信仰与坚持。

　前些日子，学者、作家李辉先生质疑文怀沙的真实年龄，揭露国学大师的荒诞人生，曾经成为一时颇为引人注目的重大文化焦点事件。最近易中天质疑李辉此举是已经涉嫌在公共空间“道德飙车”。对此，反对者却认为，如果道德只在内心，而不能走向台前，不走向公共空间，舍不得让人评判，那恐怕也就不叫道德，“道德底线”的操控权并不掌握在某个人的手中……在文怀沙之争中，李辉那种勇于揭露真相，直面历史和文人人格的道德拷问精神，不是值得认同吗？

　读者对作家文人充满了巨大的文化期冀，希望这个社会的作家文人有道德承担。而一个作家文人社会影响越大，承负的社会要求也就越大，所以，具有深刻而自觉的道德自省和道德自我批判精神，应是一个作家的思想行为、文学生活、精神创造力和灵魂的最重要的品质。作家文人或许对西方哲人康德那句名言不会陌生，“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这说的就是自我批判和道德自省的意义。

　道德，是社会生活的支柱；同样，道德感，也是一个作家文人最重要的品质。为什么由古及今我们对一个作家文人的评价，首先是道德评价？原因就在于此。很难想象一个作家文人，对历史和现实缺乏道德直觉，对复杂的生活和文化现象缺乏评判的道德尺度，他的思想和行为没有道德人格的约束和自律，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郑渊洁也曾受到媒体对他捐赠的质疑，郑渊洁把自己捐给中华慈善总会的33.5万元现金收据和2.5万元食品和2万元图书的证明放在博客中，打消了人们的疑虑。他深有感触地说：“作为公众人物，在宣布向地震捐款后，倘若没捐，是品质恶劣的表现。现在将我的捐款捐物收据公之于众，接受公众监督。当然，倘若你宣布捐款后没有兑现，你将身败名裂。”

　所以，我们的文化名人如果多想一想这“头上的星空”，有一些道德敬畏的精神，就不会陷于这种缺失道德、人格和诚信的泥淖而难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