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

 福利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也不专属于经济类学科，社会学、管理学等都曾专门研究过福利的问题。只是当我们日常提及自身福利问题的时候，似乎与经济学比较靠近一些。

　所谓福利，通俗地说其实就是日子过得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不过我们也时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即使自己过得自认为不错了还觉得不够好，总想和与自己原先境况差不多的人比一比，其实这种比较的心理恰好就反映出了福利的相对性。

　一个人对自身福利状况的判断，不仅取决于自己绝对收入的多少，而且取决于与他人相比之后的相对收入的多少，即物质之外的“意识形态”的因素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举例来说，食品市场的鸡蛋价格下降，这对全体消费者来说可是一件好事，你花10元钱买了5斤鸡蛋，比平时节省2元钱，心里很高兴，效用比平时提高了；这时你听说邻居花9元钱也买了5斤鸡蛋，比你节省得还多，没准刚才的喜悦立刻就消减了一大半。

　再举一个更为普遍的例子，年底公司要发奖金，你得到了1000元，不禁喜出望外，可你肯定忘不了跟同事们比一比，如果大家都得到了3000元，你恐怕就没有那么高兴了；更糟糕的是，如果大家都得了1500元，而只有你得了1000元，那么你非但不会高兴了，恐怕会感到伤心甚至愤怒了。

　由此可见，一个人要评判自己的福利水平，自己得到多少、日子过得如何还在其次，大家更关心的其实是自己的“相对位置”。

　一直以来很多人都认为，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能消费的商品越多越高档，他所享受的福利就越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杜森贝利经过研究证实这种看法不尽正确。

　杜森贝利认为，每个人的消费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也就是说，个人或家庭的消费支出不仅受自身收入水平的制约，而且会受到周围个人与家庭的消费支出的影响，只有当自己的消费能力提高了，而且比状况相近的个体消费得更多的时候，人们才会真正感到满足。杜森贝利的这一见解在经济学中被称为“相对收入假定”。

　在此基础上，杜森贝利进一步指出，既然一个人对自身福利水平的判断取决于相对收入，尤其是那些自己心理上认同的人（即经济学中的“关系集团”），那么我们就必须更正一下以前的某些看法。

　首先，如果一个人的收入增加，福利水平比以前有所提高，但若提高的幅度小于别人，那么这个人就不会感到满足。

　其次，如果所有家庭的收入都得到了同等程度的提高，那么尽管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福利水平有所提高，但任何单个家庭都不会感到自己的福利水平提高了。

　最后一点恐怕有些费解但大多数情况下却是事实——你面临如下两种选择：一种是大家每人发1000元奖金你发500元；另一种是大家每人交1000元税金你交500元。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

　在经济学中，福利、满足和效用的意义都差不多，因此也就都含有比较的意味。此外，虽然创造和积累财富进而提高，消费能力是增加福利的重要手段，但并不是唯一的手段，福利不仅包括物质性的东西，而且包括许多物质之外的因素，诸如健康、快乐、名誉、社会地位等等。一个终日为金钱名利而奔波、辗转于各类社交场合的百万富翁未必会觉得幸福，因为他几乎没有时间去享受；相反，一个工作普通、收入中等但心境淡泊的清寒之家未必就觉得不幸福，因为他可以在平淡之中感受温馨。

　说到这里，经济学和哲学似乎有些不谋而合。意识形态在这里似乎又发挥了作用，即一个家庭对福利水平的评价不仅取决于与他人相比之后的相对收入，而且取决于在非物质性因素上的相对状况。

　人是最复杂的动物，人的需要也是多重的，包括物质利益、感情利益、精神利益等，这些利益的满足程度将决定自我感受的福利水平的高低。所以，当我们再看到新闻中有关社会福利报道的时候，大可不必用自身的情况去和报道“拟合”，因为社会福利是一个总体水平的客观衡量，撇开了单个个体的主观感受。如果要一直享受高福利其实也不难，只要你调整好了心态，做到“知足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