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

    作为安理会“五常”和日韩两国17天闭门磋商的成果，6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1874号决议，对朝鲜5月25日实施的核试验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决议要求朝鲜立即全面执行第1718号决议，以“全面、可核查和不可逆的方式放弃所有核武器和现有的核计划，立即停止一切有关活动”，并呼吁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六方会谈。美常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表示，该草案是对朝进行核试验及其后活动的“一种强有力、可信和恰当的反应”；安理会要传达的信息是，“朝鲜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必须无条件回到谈判进程中来，否则后果严重。”

 此番决议仍以安理会三年前通过的1718号决议为基础，可以说是其“升级版”。但与前者相比，“制裁”的意味明显强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裁内容有所扩大，二是导入了相关检验程序，增加了可操作性。

 但是，毋庸讳言，目前的制裁决议仍是旨在敦促平壤回归六方会谈的施压性制裁，离真正实质性的制裁尚有一定距离。譬如，关于对出入朝鲜的船舶实行货物检查的条款，对于当初美日动议的在公海及（制裁）加盟各国各自的领海内，随机实施货物检查并使之义务化的提案，中方面露难色。毕竟，在朝鲜贸易总额（38亿美元）中，中朝贸易占了压倒份额（28亿美元），不用说，如严格实施相关检查并使其“义务化”的话，那几乎意味着中方一家的“义务”。结果，达成了从检查义务化到目前无强制性的“要求检查”的妥协，同时附加了在公海上需经“船舶旗国同意”的条件。在金融制裁方面，美日最初动议的点名曝光被认为参与了大规模破坏性武器交易的朝方金融机构的名号，并对其实行彻底制裁的方案亦被否决，而变成一种有原则规定而不涉及具体措施的笼统性表述。如此制裁，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切断可能被“恶用”于核武器、导弹技术开发上的物流和融资（现金流），虽尚难预测，但不致因此而完全切断，预留了某些“切口”是肯定的。这一方面再次表明，即使同在六方机制的框架内，也存在美、日与中、俄间“温差”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际社会既要解决朝核问题，同时又极力避免紧张、冲突，谨防擦枪走火的良苦用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方外交部发言人表态说，此番决议是“一个适度、平衡的决议”，“有利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及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大局”。

 但是，平壤对此并不领情，朝外务省发言人13日表态说，坚决反对和谴责安理会第1874号决议，宣布在“与美国开始全面对抗的情况下”，采取三项措施以“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自主权”：1、新近提取的钚将全部实现武器化；2、开始浓缩铀作业；3、把美国及其追随者的封锁视为战争行为，并将采取坚决的军事对应措施。与此同时，针对美在日本和韩国的核部署，警告说朝鲜半岛有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朝鲜完全处在美国的核打击范围之内，朝鲜半岛正在成为世界上爆发核战争几率最高的地区”）。

 应该说，从过往的经验和朝鲜的行为逻辑来判断，基于其一贯的所谓“以超强硬对强硬”的战术，平壤做出激烈反弹的可能性颇大。究其反应方式，根据国际社会目前掌握的情况，大致有三种可能：发射中、远程导弹、第三次核试验，或在有争议的“西海”（我国称黄海）边界线附近制造针对韩国的军事冲突。

 朝鲜一旦以上述之一或其他形式的极端方式做出激烈反应的话，必将招致安理会对其再制裁。那样的话，不仅“制裁-报复-再制裁-再报复”的恶性循环将形成自我封闭的怪圈，无以突破，弄不好，在东北亚或其他地区，说不定还会出现无核国家奋起效尤，地缘局势将更趋混乱。

 如果说朝鲜4月5日的发射行动（弹道导弹或“人造卫星”）使朝核问题退回到原点的话，5月25日的核试则使过去15年来国际社会的努力付诸流水。这是一个分水岭，此后在朝核问题上已不存在乐观派：今天，任何人都能看出，朝鲜即使面对再大的外部压力，也决不会弃核。因为对平壤来说，核开发不是权宜之计的战术选择，而是赖以维系政权之恒久存续的根本保障。对此，国际社会必须予以重估和正视。而以此为出发点，以美国为代表的六方会谈相关国家，有必要调整思维，以新的战略来应对、解决朝核问题。这种战略甚至应包括对朝核可给与多大程度的容忍及事实上与其“共生”的可能性、空间的检讨。因为到目前为止的六方会谈，一直以半岛无核化为最高目标，而如果制裁不力，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也无法将平壤的核“扼杀在摇篮中”（虽然可能早已过了“摇篮”阶段）的话，则有必要确立新的、富于现实性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