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将领这时所以会大批起义或倒戈，显然与中共地下组织的成功策反分不开。1945年秋的平汉战役中，高树勋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上万人起义，导致战后国民党第一次有战区副司令被俘，第三十军、第四十军2万余人被歼，就是因为中共自抗战爆发前开始，至整个抗战期间，都始终没有放弃做高部的统战工作，并在高树勋身边派有自己的代表。战后蒋介石不允许高部前往敌占区参加受降，反而委任他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要高部参加打通平汉线的作战，高自然不满。这时中共乘机策反，犹豫再三之后，高最终决定倒向共产党一边。淮海战役中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等部的起义以及第一一师的起义，更是直接由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队内的共产党人领导发动的。第一一师内部甚至建有秘密的中共党委会，师长廖运周就是党委书记。这种部队的起义，是迟早的事情，只是如何选择对打击国民党军最有利的时机罢了。

由于战争本身的需要和国民党自身四分五裂的情势，促使中共各个地下组织几乎都全力以赴地动员各种关系，加入策反工作。到1948年战争形势明显地有利于中共之后，各中央分局，甚至各市级党组织，或建立专门的策反工作委员会，或利用城工部展开策反工作。如中共上海局即以该局负责人张执一牵头组成策反工作委员会，先后策反做过蒋介石侍从参谋的段伯宇，并通过段策反其弟，即这时担任联勤总部运输副司令兼吴淞基地运输司令的段仲宇，就便又策反了蒋经国的亲信、做到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干训第一总队总队长的贾亦斌。通过段、贾，又策反了蒋介石三个伞兵团之一的刘农峻团。与此同时，该委员会还策反了国民党海军重庆号、长治号、长江舰队和20余架飞机起义，并且策反了负责死守上海苏州河以北地区的第五十一军军长等。由于中共这时高度重视国民党军队策反工作，常常是党政军各部门多管齐下，一个对象有多个线索在同时进行，争取力度极大。1948年，中共派去吴化文部做策反工作的，就有三四拨人马，仅中共济南市委就有两条线索几乎同时在做吴的工作，吴的妻弟因为是中共党员，也中断了在北京朝阳大学的学业，受命前来做吴妻子的工作，最终取得成功。江阴要塞守军起义，也是同样情况。另外像争取张轸、程潜、陈明仁、唐生智等，也都是多条渠道在同时工作。

这时积极协助中共策反的，还有其他中间党派，特别是和国民党军队将领有众多师生、部属关系的农工民主党以及后来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第五十六军军长韩练成被策反，就与中间党派的介入有关。最著名的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王葆真，在帮助郭汝瑰传递情报时机关突遭破获，王不仅焚毁情报，而且备受酷刑，也没有供出郭汝瑰和他的中共联络人。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参谋长刘宗宽，则是农工民主党的秘密成员，1949年初即与中共取得联系，向中共传送情报。川军刘文辉等倒戈，就是由民主同盟代为引线搭桥。1949年8月，包括黄绍竑、贺耀祖、龙云、刘斐、刘建绪、李默庵、贾异之、谌小岑、罗翼群、李任仁等44名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中央委员联名发表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也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幕后策反的作用。

中共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之所以容易成功，实得益于三点。

第一自然是因为军事形势根本逆转，蒋介石的指挥完全失败，众多军事将领已失去继续作战的信心和勇气，不愿再为国民党作嫁衣裳，白白牺牲自己的部下。中共又严格区分了战场起义和缴械投降的政策界线，起义部队不仅可以基本维持原有编制，而且官兵均可享受不咎既往的待遇，这对处在动摇之中的许多国民党将领也颇具吸引力。多数国民党部队接受策动，宣布起义，都有这种因素在起作用。

第二是国民党军内部派系林立，互相挤轧，特别是杂牌军，包括非嫡系出身被编入中央军的将领，备受不平等待遇，甚至动辄被排挤吞并，造成众多非嫡系部队离心离德倾向严重。如前述高树勋在发动部下倒戈时就公开讲：“我们新八军过去受蒋介石中央嫡系的歧视，大家都清楚。就供给而言，比人家差十几倍，还经常受到他们的监视、分化和吞并。我去西安时，还当面受胡宗南的侮辱，这些年来受气的事是说不完的。”在这期间率部在战场上倒向共产党者，相当部分都是冯玉祥西北军的旧部，并非偶然。如第三十八军军长孔从洲、第三十八军一七七师师长吕元壁、陕北保安副总指挥胡景铎、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第六十八师一一九旅三五六团团长张公干、保安绥靖公署军务处处长谢士炎、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还有像第八十五军一一师师长廖运周所部，接受和平改编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等部也是这种情况。另外大批起义的，还有东北军、滇军和湘军、川军等部队。如起义的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八师王家善、东北保安第三支队支队长韩梅村等均是东北军旧部；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及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等则属于滇军；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湖南绥靖公署副司令刘兴、李觉、副主任李默庵、西北军政公署主任陶峙岳、湖南省主席程潜等则属于湘军；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前四川省主席邓锡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川东游击司令范绍增等则属于川军。不难看出，国民党非嫡系将领，特别是杂牌的地方派系的军队，与蒋介石及其嫡系军队之间的矛盾隔阂过深，是造成他们普遍容易被策反的根本原因。

第三是有不少将领正义感强，颇具理想性格，对蒋介石国民党此时的作为和政策极为不满。较典型者如既是冯玉祥旧部，又曾加入过共产党的张克侠，这时就在日记中记有颇多不满现状和向往革命的言论。

他在日记中写道：“北平面粉闻悉已达百万元一袋，如考虑未来有数百万元一袋之可能，则不觉骇然矣！真不知人民如何活下去，当局者如仍能夷然自得，安坐火山口上，其雅度诚不可及。”

“近来，物价之跃进，加上天灾及不已的人祸，经济崩溃，命运殆不可免。‘塞翁失马’，为人民之祸乎？人民之福乎！”

“鲁西大战益迫，双方皆集中大兵，但国军行动较缓，又闹家务，将领互相攻击，将帅不和，前途可叹也！”

“军心、民心、军事、政治、经济日在恶化，直呈一面倒之势，如物价之小落大涨，不可能好转。”

“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彼以组织死党，胁持大众，威胁利诱以操纵政治者，其能稍悟乎？在肘腋刀剑之下，各种浪潮仍风起云涌，其征象早已显明。”

正是因为张克侠有上述思想，他才敢于公然写信给同为西北军旧部的第三绥靖区司令冯治安，劝其学冯玉祥揭旗反蒋。函称：“现政府之情形，腐化至不可救药，虽有强大武力，终不能幸存。况且，所有武力全系仗美国支撑，自己连力量也没有，卖身投靠活着更没有前途。因此，我觉得为这样政府流同胞的血，支持它的存在，真是悲惨耻辱的事，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自己。”